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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可强 罗小军
上海报道
4月16日，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称，人民币是否升值要看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中国对外贸易是否存在很大的全球贸易顺差，目前情况下，人民币没有升值的必要。
刘是在上海参加复旦大学 “汇丰经济论坛”，并作《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和东亚》演讲后，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今年恰值61岁的刘出生于贵州遵义，在1960年代分别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得经济学和物理学学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分别出任过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2004年刘当选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在世界经济学界享有盛誉。
“汇率报复案”不合理也不合法
《21世纪》：您如何评价参议院本月6号通过的对中国汇率问题提出的惩罚性关税法案？
刘遵义：我想，这个法案不会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构成很重大影响。这个法案被（最终）通过不太可能。而且，法案的本身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21世纪》：为什么这不合理也不合法？
刘遵义：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框架内，美国参议院的这个要求是不合法的，美国参议院没有权力要求中国提高汇率。不合理也是很明显的，目前没有确实可信的数据显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所以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不合理的。
《21世纪》：但是美国参议院列举数据说，人民币被低估了15％～40％，平均为27．5％，所以威胁要增加27．5％的关税以平抑中国汇率低估对美国经济的冲击。
刘遵义：要一个数据很容易，但计算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低估，关键是要看该国在经常项目下是否存在超过正常额度的出超。目前中国的出超（贸易顺差）每年大概是3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与中国年对外贸易总额1．15万亿美元来说并不大。所以，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基础。
美国要求中国升值，更多是因为中国的出超大多是来自于美国，但是中国同样对其它很多国家保持入超（贸易逆差），所以从整体看来人民币没有被低估，不需要升值。
《21世纪》：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不存在升值的理由，那你怎么看待美国参议院的胁迫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举动？
刘遵义：人民币要不要升值，主要是看中国总的对外贸易是否有很大的顺差。就总的贸易情况而言，中国没有很大的贸易顺差，因此在经济学家来看，现在人民币升值是没有必要，所以美国参议院要求人民币升值完全是政治的问题而不是经济的问题。
《21世纪》：从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的态度来看，美国政府与参议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似乎有不同的立场，你认为最终政府会实行这一法案么？
刘遵义：美国参议院的这个提案更多是对国内一些观点的安抚，美国政府不会实行这一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做法。而且，一旦美国加征中国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可以进行相应的报复，这将导致贸易战。
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贸易战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会通过ＷＴＯ进行谈判，而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美国参议院的这个要求是不合法的。
人民币不应该升值
《21世纪》：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的“钉住美元”政策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力。您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出口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么？
刘遵义：没有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数据显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来自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如同周其仁先生所说，中国的产品竞争力来自于中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前面说过，人民币并没有被低估，目前的人民币不应该升值，而且，即使升值也与美国所说的产品竞争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于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效果是不大的。
《21世纪》：怎么理解人民币即使升值，对美国解决贸易赤字的效果也不大？
刘遵义：数据显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有很大部分的原材料来自美国。中国出口至美国1美元产品，其中有80美分来自于美国本身。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只有20％。比如人民币升值10％，对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只有2％，所以人民币升值10％对美国来说，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想影响竞争力10％，就需要升值50％，显然这又是不可能的。
《21世纪》：所以，您觉得即使中国调高汇率，美国也不会从中受益？
刘遵义：是的。首先人民币没有被低估，其次日本的经验告诉中国现在不能升值人民币。在1960年代时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是360比1，日本对美国保持出超。美国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汇率最高升至80比1，现在是110比1左右，但是日本对美国还是保持出超。经验说明，升值对美国是没有用的。
《21世纪》：而且日元升值还造成了日本上世纪最后十年经济的疲软。那么还有其他原因不能升值么？
刘遵义：其次就是，目前中国境内有大量的热钱（ｈｏｔ ｍｏｎｅｙ），高盛说有1．2万亿，在等待人民币升值，这个时候就更加不能升值，否则就是奖励这些热钱。而且，一旦升值后，这些热钱还会继续留在这里，等待更多的升值。所以，中国应该做的就是，坚决的保证人民币不升值，让热钱离开。
《21世纪》：也有学者建议中国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您认为这政策有效么？
刘遵义：我觉得放开人民币浮动，不一定就有效。有人还认为，如果放开人民币管制，甚至有可能出现人民币贬值。尽管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至少说明放开的效果有不同的意见。
中国加征出口关税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征收出口关税，对于美国来说，和升值人民币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产品的价格更高了。
出口税的好处还是这些税收由中国获得。让很多赌人民币升值的人认识到，即使中国真正需要控制所谓的竞争力，宁可加征出口税，也不会选择人民币升值来妥协，热钱自然会流走，经济也就自然会“冷却”下来。而且我认为，加征出口税，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流汗”的增长方式还将有效
《21世纪》：你对发展中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有过长期关注，那么中国和东亚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何在？
刘遵义：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流汗多于用脑”，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投入增加驱动的，尤其是有形资本，比如建筑、设备、物质基础建设，即“流汗”的增长，而不是由技术进步或者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即“用脑的增长”。
自1978年来，中国总的国内投资占ＧＤＰ百分比一直在40％左右波动，而且有形资本的增长解释了80％以上的可观察的经济增长，而有形资本的存量大概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
这一经验，既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台湾地区甚至日本经济发展早期的经验。
《21世纪》：中国与它们区别何在？
刘遵义： 1985年前，在中国和东亚各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的贡献（为0），1985年后，由于无形的人力资本尤其是研发投入的增加，在一些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可以观察到正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1996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增长的各要素贡献率为资本92．2％劳动力9．2％技术进步－1．4％，日本分别为62．9％，4．7％，32．4％；新加坡60％，20．9％，19．1％；法国37．8％，－3．35％，63．55％；美国为32．95，26．2％，40．9％。中国还处在完全“流汗”的增长道路上。
《21世纪》：怎么来理解中国“流汗”的经济增长方式？
刘遵义：国内储蓄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大量的国内投资来源于国内储蓄，外国直接投资只是国内投资的大概10％，有益的国外直接投资显然不足以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没有国内储蓄对投资的支持，有形资本投入的增长是不可能的，没有有形资本的投入，真实产出的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有高储蓄率没有必要依赖外国储蓄，不用借钱和担受外债风险。
随着新的储蓄的增加，财力增加，新的投资也产生了，这使得现存资本的调整和重构的必要性大大减少了。这大大减少了经济生活中的失败者。
而且，随着国内高储蓄率，非国有部门在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打断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增长。而低储蓄率使得俄罗斯必须推进私有化和重构，这一过程导致了真实ＧＤＰ近10年的下挫和大量经济生活中的失败者。
《21世纪》：克鲁格曼就说过，“流汗”的增长没有“灵感”的增长方式长久。
刘遵义：是的，东亚过去的经济增长是靠有形资本投入驱动而不是无形资本投入驱动，这主要取决于有形投入的贡献，尤其是有效的快速的有形资本积累。
除了日本外，东亚各经济体的人均物质资本仍然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物质资本收益递减规律到来之前，快速的物资资本投入驱动型经济还有很大的空间。因此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是好的。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