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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雷 北京报道
“它的影响？它将会影响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4月21日，北京国际大厦2403一个方正的会客厅里，能源基金会副主席杨富强博士微笑着，平静地说出了这样一句并不平静的话。
“它”所指代的，便是“环境保护税”，或者称作广义的“生态税”。以开征“生态税”为核心内容，利用财税杠杆来强力推动新一轮绿色环保革命的思路，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杨富强博士透露，近日，能源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家财政部正在研讨开征“生态税”，年内相关草案将出台。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十几个相关机构共同参与，启动了对此的联合攻关。
谁污染谁买单
对污染环境者征税，征税所得用来防治污染，改善环境或者增加对公民的福利支出，生态税已经成为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工具之一。
开征“生态税”，“实际上是在遵循着经济学上所谓的‘污染者支付’原则”。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负责人甘霖博士认为，“生态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向所有因其生产和消费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纳税人课征的税收。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量的传统能源产业、企业，因为不需要为自己的污染行为支付成本而形成了恶性循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一位专家说。
除了生产行业，无数消费者的行为，同样可能产生巨大的环境损害，而这种消费行为，也可以通过征收“生态税”进行限制。
杨富强博士认为，开征生态税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可以更好地推进绿色能源的发展。在他看来，目前的传统能源价格和绿色生态能源的价格的巨大差距，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能源将本来应由企业、行业来支付的环境成本全部推向了社会。
杨富强举例说，目前，在同一地点，一般而言，煤发电需要的投资约6000～7000元／千瓦，天然气发电投资约8000～9000元／千瓦，而水力发电则要投资1万元／千瓦，风能发电更是超过1万元／千瓦的投资水平。煤发电和风能发电的投资表面成本相差了近一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环境成本没有算进去。”杨博士曾经做了相关的测算研究发现，如果加入这部分成本后再做比较，则二者的投资成本实际上差距很小。
而这，还没有算上在煤炭等传统能源的开发上，政府为相关企业提供的大量明补资金。比如煤炭行业全行业的安全设施改造，国家就投资了数百亿元资金。
“成本计算上的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绿色能源发展的艰难，因为二者从开始就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人甘霖博士也认为，开征“生态税”就是要使传统能源价格升高，从而缩小传统能源与绿色能源之间的差价，推动全社会积极使用绿色能源。将有利于改变传统能源与绿色能源发展进程中的不平等市场环境。
可是，传统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却让“回归同一起跑线”的设想目前只能暂时悬在空中。
国家统计局2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3月份工业品出厂价中，原油出厂价格比2004年同月上涨31．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品出厂价格比2004年同月上涨26．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比2004年同月上涨6．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品价格比2004年同月上涨10．8％。
“价格都已经这么高了，到时都转嫁给了消费者，能行吗？”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了这样反对的声音。
“生态税”合集？
采访中，杨富强博士坦然承认，要在短时间内开征“生态税”还很难，需要实行渐进式策略。
就目前而言，他们正在集中研究开征不同税种对ＧＤＰ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对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影响。
“生态税”，与其说这是一个单一的税种，不如说它更像一个税系：根据不同的对象可能开征不同的有针对性的税种，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噪声污染税……都属于其中的一种。“生态税”，便是这些不同税种的一个合集。开征税种的选择，开征时机的确定，开征税率的评估，都是需要全面研究的课题。
开征“生态税”自然有利于增强政府财政支出力度，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据统计，“九五”期间，即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国家的实际环保投入缺口仍有900亿元，而到目前为止，在“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的重点工程中，投资完成率仅有30％，尚有725亿元治污资金没有明确来源河保障。
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难以遏制，能源供需矛盾突出，“环境问题已经不是能否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是成为我们这代人是否能够安然度过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环境容量已经达到了支撑经济发展的极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一面是迫切的需要，一面是诸多矛盾的汇集，何时开征“生态税”最为合适，仍然是个未知数。
（ 责任编辑：雨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