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朋友和我谈论国企，但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国企已经非常生疏，所谈论的国企常常是历史上的老古董，而不是今天鲜活地生存着的国企。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的，期间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转轨体制，以及加入WTO后的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接下来的任务只是进一步和完善，以及政治法律伦理上的创新而已。

　　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相适应，中国的国企先是从典型的计划体制下的官办企业过渡为转轨时期的亦官亦商的企业，再到今日市场体制下的“新国企”，其内外部环境、治理结构、行为模式和竞争力都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值得关注。

　　所谓“新国企现象”，是笔者在全国各地到处走访国企过程中，逐渐在头脑中产生的一个概念（后来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李震中、剧锦文等学者在2003年提出了“新型国企”的概念）。“新国企”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老国企，也不同于转轨过程中的“过渡型国企”，但已群体性出现，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因此称其为“新国企”。

　　我们知道，旧国企具有几大特点：一是发展听命于政府“赶超战略”或其他政策性动机，因此一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这两大政策性负担；二是治理结构几乎是清一色的政府直接管理、企业领导亦完全由政府任命，甚至主要干部亦完全由政府任命；三是管理是高度计划性的管理，人财物和产供销均由政府说了算；四是效率非常低下，只能靠政府的优惠政策、低要素报酬、低工资和低价格原材料供应等政府“输血”的办法来维持；五是几乎不参与市场竞争，更谈不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而转型体制下的“过渡型国企”亦有几大特点：一是发展已经不完全听命于政府，而是有了许多自主权，可以说是一只眼睛看政府，一只眼睛看市场；二是治理结构已经出现变革，但不够规范，一个问题是政府干预仍然很强，另一个问题是内部人拥有很大的权力，甚至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三是管理不再高度计划性，企业在自主经营、自主核算、自我发展、自负盈亏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谈不上达到了管理规范的地步，尤其是在“三项制度”上仍有待改进；四是效率有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由负变正，但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挖潜的地方；五是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但在行业中的排名以及国际竞争力都有不足。

　　相比之下，“新国企”是人们所不太熟悉的一类企业。首先，政策性包袱几乎没有或者已经解除。如中兴通讯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包袱。另外一些由旧国企脱胎来的新国企，则成功地在转型中解除了历史包袱。二是治理结构完善。如一些企业引入真正有制衡力的小股东，在重大决策、内部审计以及财务方面均起到了很好的治理作用。三是管理完善。举凡市场上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招人、用人、薪酬、升迁方面的规范的管理制度，也在“新国企”中施行，并且看不出有任何两样，如华润集团。四是效率很高，无论是人均产值、人均创利税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上，新国企都处于全国的高水平。五是市场竞争力强，许多企业甚至拥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最典型的就是中国集装箱集团和中兴通讯公司。前者占有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市场份额，并具有垄断地位，后者2004年一年销售额达16亿美元之多，外销比例已达40％。

　　最近，笔者按包袱是否消除、治理结构是否完善（是否已经实行公司制改造）、管理是否规范（“三项制度”改革是否到位）、竞争力是否强大（在行业是否排前三名）等四项指标对现有178户中央企业进行分类，发现四个指标全部符合的新国企已达数十家，可以说已作为群体性现象出现。与此同时，新国企、转轨型国企以及旧国企基本上呈现“橄榄型”分布，即新国企和旧国企数量都较少且相当，符合二至三项指标的转轨型国企最多，这意味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还会导致更多的“新国企”出现。“新国企”现象可以说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现象。

　　“新国企”处于完全竞争或国际竞争性市场，不依靠国家政策，却有很强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这样一类企业似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也不太为人们所熟悉。在国际上，类似的“新国企”虽有新加坡航空公司之类的孤立现象，但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可以说均缺乏群体性的出现。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预期，中国的转轨中群体性出现的“新国企”现象有可能吸引国际注目，甚至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并将对国有银行改革（银行既不能私有化又不能卖给外国人且不能维持现状，因此改革的取向只能是“新国企”）以及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国企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有益的启示。

（ 责任编辑：沈亚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