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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信仰的力量如同太阳一样，那么孔子如同一盏明灯。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信仰之上，才是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则便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你不知道，哪一天，诚信的大厦会倒塌；你不知道，哪一天，仇富的心理会演变成另一场暴民政治；你也不知道，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会不会遭到破坏，而朝畸形的方向发展
赵晓
最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珠海
4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赵晓晃悠悠走过一段沙石路，来到后山的小池塘边上。在这里给学生上课一个月了，有空他总喜欢到这里走走，“在湖光山色中想起了童年”。
在我们的惯常想法中，学者似乎总是不修边幅，随随便便，赵晓则完全不是这样。蓝色密纹衬衫洗得发亮，袖口规规矩矩扣好，脸上总挂着笑，眼睛透过金边眼镜专注看着你，细心点还会发现，他连胡子也是新刮的。
然而，赵晓对于社会的观察却从来都不中规中矩。1997年开始，他和易纲教授合作完成了一长串的学术论文，在国内最早提出通货紧缩的预警，直接推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影响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一年他刚步入而立之年。
1999年，研究对冲基金，2000年讨论石油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2001年对中国财政危机进行宏观评析，每一次他都走在最前面。
2000年以后，经济学界关于“富豪原罪”、“民营经济改革”、“银行改革”产生了多次的热点争论，他都是背后的发起者。
现在他正尝试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他觉得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健康良性的市场机制的形成，到了文明转换的时候了。二十年中国经济学的启蒙和发展，几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思考，在这条路上，赵晓是孤单的。庆幸的是，他发现前辈们也曾经在这里留下足迹。
每一代经济学家的使命
他在一篇名为《他们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代，第一代包括卓炯、顾准、孙冶方和薛暮桥；第二代有吴敬琏、马洪、刘国光和厉以宁；第三代有樊纲、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等人，而他自己这一批上个世纪末开始活跃的经济学者属于第四代。
当然，他1985年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预想到会成为第四代的代表。那时的经济学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他不喜欢，所以整天和哲学系的同学混在一起。这个时候流行的是第二代经济学家的理论，而第一代学者多已随风长逝。
1992年赵晓到当时经济学的重镇南开大学读经济学硕士，才开始意识到了经济学的解释力。也是在南开，他认识了建国初期兴冲冲“海归”报国的杨敬年教授，中国最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文革中受到冲击却在80多岁高龄在客厅为他和其他研究生授课；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坤教授，中国一度最优秀的金融学家，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屡屡受到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
1996年赵晓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博士研究生，刚从海外归来的林毅夫、易纲、张维迎都是他的老师。他简直为这些老师着迷了，竟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政府和教堂的经济成本！
后来他开始和易纲老师写了许多宏观经济学的文章，在1999年的开头，吴敬琏教授请他们写一年的宏观经济分析。
有一天这个毛头小伙突然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你们的文章改变了我们的思路。”他们告诉他。悄无声息地，这个写文章很少考虑社会影响的小伙子，跻身于第四代经济学人的行列中，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言。
2004年，在董辅礽先生的纪念会上，赵晓说了一段话，“每一代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问题意识，有他们时代的使命，他们为这个使命付出一切，我们都要为此感到庆幸。”
赵晓认为，这四代经济学家一脉相承的是对于市场经济如何发展的研究，都是在完成经济学的启蒙工作。在众多前辈中，顾准和杨小凯对赵晓影响最深，原因有二：其一独立思想，其二社会关注。
2005年，中国经济学奖颁奖现场，许多年轻的记者和经济学学生都不曾听说薛暮桥的名字，赵晓感慨不已，他想起八十年代的很多大师，如华生，何家成，现在也都几乎被人遗忘了。
“我们这一代也终将被人遗忘。我们是先天不足的，我们的经济学训练都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而我们的研究多是实用型的，较少提出理论框架。我上博士时候的那批本科生就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训练，后来出国留学，与世界是最接轨的，很快他们会超越我们，当然他们也有不足，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可能要少一些。”
“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说，中国在一定时期内最‘需要’的仍然不是最前沿的经济学，而是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启蒙以及官员们的起码的尊重。只要是深爱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就要时刻关注着这个国家最为紧要的问题，并竭尽全力地去推进国民福利。”
一代代的经济学家自然更迭，在赵晓看来，一个经济学家能否有些洞见为人记得，真的超出了可以把握的范围，他竖起食指，在面前晃了晃，笑着说，“Don't care”。
苹果好是因为长在苹果树上
沿着博士阶段的研究思路，赵晓一直在关注宏观经济学的问题，这基于一个信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2002年，他来到美国，考察这个市场最完善的国度，是如何建构他们的市场的。然而，此行竟完全改变了他的学术问题和思考方式，完成了他的学术转型。
“站在哈佛广场上，半径200米，有三座教堂，后来我到了伊利诺州的一个小城市，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灯红酒绿，到处特别平静，每个周末，走在大街上的人们不是去教堂就是刚从教堂回来。”
“教堂和美国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教堂的功用是什么？”赵晓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在马克思·韦伯的书中得到答案，“西方的市场经济植根于他们的宗教精神（伦理）之上，他们的宪政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同样也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的”。
“市场经济这个苹果是长在树干上的，需要相应的宪政制度和伦理精神支撑。”从美国回来后不久，赵晓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他这样阐释，“市场可以让人们不偷懒，但是不能保证人们不说谎，教堂的作用支撑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此，他提出市场经济的建构包含了三个阶段，第一，市场机制的形成，有市场，有交易，有价格；第二，建立宪政，实行有效的公共政策；第三，伦理框架的重塑形成。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显性制度原因，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历史上也有很多今天这样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重要的是，把握经济增长的机会对制度和文化进行相应的变革。”
“由经济转型到政治（法律）转型，再到伦理转型，这每一步都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只要苹果，不要苹果树。”
经济改革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改革的逻辑是渐进式改革，从边缘突破，逐步建构起市场经济，这样的结论被今天学术界普遍接受，然而，推动这种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这条渐进式的道路是如何走出来的，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赵晓有自己的看法：
“推动这种改革的根本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民间创新，一是地方政府的创新（包括地方试点，招商引资，地方分权）。这两者对应的正好是中国两个地方发展模式，一个是‘温州模式’，强调市场主导；一个是‘苏州模式’，强调政府主导。”
“我认为第三条道路将是‘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的最终融合，因为单纯依靠民间创新和政府创新都会遭遇边际效益递减。”
“我们对于改革总是不断调整看法，原来我们认为只有民间力量推动变革，后来我发现不对，政府制定明确的战略和规划来引导投资者进入，并积极引导外部资源的进入，这很重要，尤其在市场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原先我们认为政府越小越好，其实这不对，政府不在大小，而在是否有效。”
赵晓注意到，他的老家江西一直贫困，但在过去四年里，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增长了202％和175％，几乎重建了一个江西。这个变化的背后是2001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和无锡市委副书记吴新雄到江西担任省委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带来了“苏州模式”，政府积极创新在先，制定战略，打造环境，引进资源。赵晓把这些官员称为“创新型的政府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江西期间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休息。
“地方选择发展路径是个复杂的事情，取决于当地的市场条件。可以选择‘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一种，但这两者终将走向融合。”
赵晓认为“政府企业家”是个重要概念，他们都是中国改革模式的创新者。“坐在书斋的学者是很难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形成看法的，这些都是我在地方做调查时候发现的。”
“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做调查。每到一地讲学，我都要求当地提供一个调查的机会。我是一个草根经济学家。”
赵晓的草根性体现在许多方面，他是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随时准备去发现，所以他很喜欢提问，然后静静看着你，等待你的回答。
他今天对于经济学的理解，无疑得益于他的好奇心和开放心态，但这一切，于他来说，都直接是“玩”的乐趣，他说自己的一生的缩影就是童年时在后山上奔跑的贪玩男孩，做一切事情都是玩。
“我的属性首先是朋友，是家庭成员，是孩子的父亲，经济学家是我的最后一个身份。”
和谐就是效用
作为经济学家，赵晓很喜欢用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吃饭点菜的时候，他说“自由选择，福利最优。”他惟一对学生的要求是课堂上不要讲话影响别人，因为“不要创造外部性”。他说，到珠海上课，钱没多赚，“对我来说，效用最大的是这里的山水让我想起美好的童年”。
赵晓有一段“边城”般的童年生活。1967年他出生，妈妈被下放到江西奉新县山东村，童年记忆中有后山上的云卷云舒，有早已进城读书的姐姐哥哥留下的文学书籍，有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和上过私塾的父亲的呵护备至。十年文革于他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段生活和我一生价值取向直接相关。对我来说，和谐的效用比公平还大，社会有贫有富，和谐最重要，很多富人其实内心非常痛苦，他也觉得社会不公平。”他说，“经济学的起点是关注社会福利，我认为福利就是和谐。”
赵晓的乐观精神同样来自他的童年。从小到大，他一直顺顺当当，学习尖子，活跃分子，老师同学都喜欢，后来他文章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势头很猛。但2002年，35岁的他完全迷失了。
“我无求于功名，我甚至不求助别人，我喜欢我的工作并且做得不错，我以一种孤傲的姿态生活着，最终被这种骄傲奴役了。”
“那时我感觉最好，但却是最迷糊的阶段，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我离世界越来越远，失去反省，失去谦卑，直到有一天意识到，我一直没有明白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啊。”
2002年的美国教堂，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不仅找到学术上新的起点，也让他找到精神的皈依。
“我反省了两年，告诉自己，仅仅无欲则刚是不够的，还要有使命感，这让我生活得踏实起来。”
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使命：“最重要的是研究和完成中国市场经济的后期‘基础设施’建构——中国的宪政转型和伦理转型。”
“我常常提醒自己，我必须和世界保持更多的联系，要去爱这个世界。”
守住自己
原来赵晓研究很多迫切的经济问题，人到中年，他越来越多感觉到焦灼。“年轻的时候，你只是动物，被各种欲望驱使，但有一天你学会了放弃，你就成熟了。”
在人生转型之后，赵晓逐渐减少在媒体的发言，集中做两件事，一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另一是25年中国改革经验总结。“此后我的学术宽容了很多，也深厚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我就想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这对于20多年经济学启蒙的偏差有补救作用，对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有用，甚至对于几千年中华文明有用。”
说完这句话，他马上自省了一下。
“我对强烈的理想主义保持警惕。”他的生活的确是踏实而简单，“我还是喜欢就着灯看书，喜欢清谈，喜欢琢磨问题，我还是有很多的困惑。”
“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守住自己。”他说，“拒绝野心的诱惑。把握自己，首先不丢分，然后能拿多少算多少。”
在整个经济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他想了许久，“我一直在做一盏照路的小桔灯，这盏灯也许能照亮别人一点点，但却不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真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或者有多重要。”
“对于我来说，家庭的效用是最大的。”他走出教学楼，转过一个街角，不到两百米就回到家中。那里有他太太，岳父岳母，还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太阳已经彻底没入山的背面，校道上的路灯亮了。
赵晓博士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年青经济学家之一。现为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无论在《经济研究》、《战略与管理》等学术刊物上，还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风窗》这样的大众媒体上，都能看到赵晓大量的经济学评论。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企业改革以及市场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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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