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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不仅是第一起由券商自己举报自己职业经理人犯罪的案件；同时，此案还开了委托理财案件“刑事化”的先河。
兰百案窝里斗 出资方、融资方和券商的三角恩怨
文·郭健
引人关注的“光大证券尹敏案”在历经一审、二审和重审后，终于在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宣判。在重审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被告人尹敏犯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而本次判决之所以引起整个证券业界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这是第一起由券商自己举报自己职业经理人犯罪的案件；同时，此案还开了委托理财案件“刑事化”的先河，很可能直接影响到以后其他相类似案件的判决。
如果尹敏被判有罪，那么与尹敏有相似行为的许多营业部经理都有犯罪的嫌疑。怪不得当记者将判决结果告诉一位营业部经理时，他说：“的确是有一点儿唇亡齿寒的感觉，现在整个行业都这个‘熊’样儿了，自己人还窝里斗。”
记者3月28日联系到了尹敏的辩护律师，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的赖伟坚律师。赖律师第一句话便说：“我正在去见尹敏的路上，拿上诉状去给她签字。”尹敏已经对东山区法院的重审判决表示了不服。
记者了解了尹敏的近况.据赖律师讲，尹敏身体还好，对于正在进行的上诉也很有信心。据记者了解，她家里人的意见也是十分明确，坚决支持尹敏的上诉。
庄家的“苦肉计”？
陈忠联，原上市公司英豪科教（600672）董事长，也是兰州百货（600738）的庄家。1999年以前，其与欧亚农业原董事长杨斌共同坐庄兰州百货。后来，杨斌退出，陈忠联便独立坐庄。
尹敏，原光大证券广州中山二路营业部总经理，与陈相识。2001年10月，股市低迷，尹的客户黄智斌炒作股票出现巨额亏损，其中包括从中山二路营业部融来的资金。为挽回营业部损失，尹敏将陈介绍给黄，此后陈、黄协议，将黄所持股票交由陈控制的“英豪学校基金”接手。
2001年10月22日，“英豪学校基金”按当时股票市值计3280万元承接黄智斌所持股票，并承诺到2002年8月31日偿还本金加回报共计4860万元，条件是要求被告人尹敏继续提供资金，以加大其炒作股票的资金量，保证能在期限内完成承诺的条件。
为了填补营业部因拆借资金给他人炒股而产生的亏损，也为了能让大客户“英豪学校基金”继续留在营业部进行股票交易而获取佣金收入，2002年1月8日至6月20日，尹敏同意继续采用受委托投资国债的手段，从华能公司吸收资金1.57亿元，存放于中山二路营业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内，并先后分多次拆借给“英豪学校基金”用于股票投资，至今仍有6320万元未归还。
2002年10月，包括光大证券在内的一批机构在向陈忠联追讨资金未果后，对陈忠联所控制的一些股票账户强行平仓套现，导致兰州民百股价一泻千里。
此时，陈忠联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主动与光大证券合作，将自己控制的在全国各大证券营业部用于炒作兰州百货股票的账户统统提供给了光大证券。案发后，公安机关得以迅速冻结了“英豪学校基金”所控制的账户内的资金及股票。其中资金2000多万元，股票按当时市值1400多万元。
陈忠联的举动也被一些媒体称为“苦肉计”，“丢车保帅”。不论陈的心计是否成功，通过这次尹敏案的重审判决看，法院判决“被冻结资金和股票发还涉案单位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中山二路营业部”。光大证券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委托理财没有法律依据？
透视尹敏案的成因，就必须勾勒一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坐庄炒股需要大量的资金维持，而依靠委托理财构建资金链变成了庄家常用的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经理告诉记者：“大约有三分之一券商经营这种业务，应该讲，委托理财是很普遍的流行于证券业的一种融资手段。”
但是由于近几年，证券监管层不断出重拳打击股市坐庄行为，庄家们狼狈不堪，股市持续几年低迷、大盘探底。
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导致庄家资金链断裂，而尹敏案正是因为庄家陈忠联的倒下而触发的。
那么，尹敏到底构不构成犯罪，搞清“委托理财”的性质，成为定性尹敏案的关键。
委托理财是由出资方、融资方和券商三方构成的一个内部循环的系统机制。依照合同原理，合同的风险应该是双方共担。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融资方的需求迫切，使得合同偏向出资一方。这类合同一般都有“保底条款”，并且出资方或券商还拥有强行平仓的权力。
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出资方必赢，但是，出资方也不是一点风险没有。融资方巨亏或券商倒闭，以及此种合同本身并不受法律保护等原因，都可能造成出资方的巨额亏损。
所以，出资方为了安全起见，大多以《委托代理购买国债协议书》等方式，以规避法律风险，保证自己对资金法律名义上的所有权。但司法实践中，所谓的规避也并不见得有效，在尹敏案的一审和重审判决书中，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认定：“《委托投资国债业务协议书》名为投资国债，实为企业间的借贷行为。”
券商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目的是赚取佣金。但是，在下游融资方不能还款时自己如何脱身就成了问题。如果能保证其中间人的身份，就会使风险大大降低。但现在出资方都是以委托方式与券商签协议，令其承担一部分责任。虽然券商希望还原自己的中间人身份，但出于佣金利益的驱使，券商一般都会被拖下水。此案中，由于确认了光大证券与华能实业之间是企业间的借款关系，导致了光大从中间人变成了债务人，这样他就必须承担责任了。
融资方是空手套白狼，所以，他的风险最大。尽管在委托理财合同中，融资方的责任明显偏重，但是，由于他们是“穷人”，又想发财。所以，只能签订这种看似有失公平的合同。
尹敏案中，陈忠联其实是与广州华能实业形成了借贷关系，中间人是券商。但是，由于委托理财这种方式没有法律依据，司法解释也迟迟不能出台，导致光大证券不得已出手自救，将自己的职业经理人送上了被告席。
这是一种尝试，如果成功，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券商效仿。不过也有一定的风险，毕竟尹敏案的最终结果还没出来，也不排除光大证券是“搬起砖砸了自己的脚”。
对于委托理财，法律尚处于观望阶段，各方也没有一个成熟的解决办法，光大似乎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现在看来，已成骑虎难下之势。
委托理财的三方利益预期都是建立在从股市抽血。一旦股市血干了，三方也就都垮了。
现在还有许多券商、庄家在黑暗中苦盼股市的黎明。然而，这个黎明迟迟不来，撑不住的庄家一个个倒下。
尹敏案只是中国股市现状的一个缩影，券商图穷匕现也是有苦衷。这几年的股市低迷，让券商和庄家吃尽了苦头。德隆系苦苦支撑，最终也是倒塌在资金链断裂上。以唐万新的能力尚不能自全，其他的像三木股份等庄家，只能在庄股时代的夕阳中留下一段背影给我们回忆。
“本案在冻结资产时冻结了充满争议的资产，客观上造成了尹敏成为了光大证券公司与其他公司争夺资产的棋子。”
尹敏辩护律师的理由:“她没有个人牟利的动机”
《英才》：作为尹敏的辩护律师，你什么时候接手尹敏的案子？
赖伟坚：从2003年尹敏被羁押开始。此次重审判决不是我出的庭，而是我们所的另一位律师进行的法庭辩护。
《英才》：尹敏对法院的重审判决有什么看法？
赖伟坚：当然是不满意，尹敏目前已经提起了上诉。3月28日下午，尹敏在上诉状上签的字，是我亲自拿给她的。目前她被羁押在看守所里。
《英才》：你对法院重审判决的看法呢？
赖伟坚：我们所做的是无罪辩护。此次重审判决虽然推翻了公诉机关原先所指控的“挪用资金罪”，但是以“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罪”来定罪恐怕也是不能成立的。
《英才》：能谈谈此次重审的基本情况吗？
赖伟坚：首先，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建议，认定了尹敏的“融资”行为是单位行为，营业部进行“融资”的目的是为给单位赚取更多佣金，上诉人没有从“融资”活动中谋取任何私利的查明及认定是非常正确的，尹敏对此没有异议。
其次，重审判决中，在没有对光大证券公司提出刑事指控，没有判决光大证券公司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罪的情况下，以上诉人是“营业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营业部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行为中起了决定作用”为由，判定上诉人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罪，我们认为是非常错误的。
在没有认定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却追究了作为单位主管人员的上诉人的刑事责任，这在法律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况且，重审判决书在援用《刑法》第187条时，刻意回避了是用该条第一款还是用第二款，本身就说明一定的问题。
《英才》：你为什么为尹敏做无罪辩护？
赖伟坚：有罪、无罪都只能由法院来定，我们只是援用我国现有的法律据理力争。
首先，重审判决书已查明上诉人根本没有个人“牟利”的动机，因此认定自然人尹敏触犯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罪缺失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要件。
其次，根据与本案有关的华能公司诉光大证券公司的五份生效判决书看，华能公司不是光大证券公司的客户，而是光大证券公司的债权人。华能公司将资金借贷给光大证券公司后，华能公司的资金所有权已转化为债权，华能公司在收回资金之前只能主张债权而不能主张所有权，故华能公司借出并已由光大证券公司控制的这些资金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已经是光大证券公司的资金，不是华能公司的资金，更不是客户华能公司的资金。
《英才》：有其他因素影响本案判决吗？
赖伟坚：我们相信法院是否将本案与光大证券公司是否可以拿到被冻结资金（股票）的问题捆绑起来处理，这将影响本案的公正判决。
如果尹敏的行为依法确实构成犯罪，她会诚心服判。但如果尹敏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但为了光大证券公司可以拿到被冻结资金（股票）而强行定上诉人的罪，上诉人不可能服判。在与尹敏的会见中，她已多次表达过自己的原则和态度：“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
《英才》：重审中对本案冻结财产的归属判决似乎有争议？
赖伟坚：本案在冻结资产时冻结了充满争议的资产，客观上造成了尹敏成为了光大证券公司与其他公司争夺资产的棋子，如果判决她不构成犯罪，光大证券公司极可能将一无所获，所以光大证券公司会竭尽全力地要定上诉人的罪。
尹敏本人承认在主持营业部工作，特别是主持上述融资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工作失误，该失误给单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此，上诉人愿意承担依法应由本人承担的一切责任。但光大证券公司本身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尹敏身上的做法令人心寒。
专家评点:“法院这样判是可以的”
采访对象：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北京广川律师事务所主任裴广川
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只能从重审判决书和尹敏的上诉状这两份法律文件来观察。
对于普遍关心的为什么判决书中不言明是适用《刑法》第187条第几款，以及为什么在没有认定单位犯罪的情况下，直接追究了单位主管人员的问题，我看是这样的。
首先，在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的认定上，已经没有疑问了。重审判决书中认定了尹敏的行为是“单位行为”，就是说尹敏的行为是以单位的名义，按单位的意志，为单位牟利的行为，那适用的是《刑法》第187条二款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无疑。
至于为什么重审法院判决书中“跳过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在没有认定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却追究了作为单位主管人员的上诉人的刑事责任”，我想是因为公诉机关并没有对单位提起公诉。你不诉，我不理。法院不是起诉机关，在公诉机关没有起诉单位的情况下，法院这样判决是可以的。
当然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发回去，让公诉机关补充侦察。但直接判也不能说有什么错，因为检察院在本案判决后，仍然可以再起诉光大证券的“单位犯罪”。
其次，在尹敏的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如果认定尹敏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罪，必须有一个关键环节的证明。就是涉案资金是不是客户资金。如果认定尹敏以中山二路营业部的名义与广州华能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国债业务协议书》“名为投资国债，实为借款”。那么说，本罪的“客户资金”就不存在。从认定的事实看，华能的资金是“直接进入营业部指定的账号，没有进入华能公司自己的保证金账号”。而且“2002年，英豪学校代中山二路营业部归还本金550万元”，这都可以说明在“客户资金”的认定上。判决书中前后存在着一定的逻辑矛盾。
如果作为企业间的借贷行为，那么华能的钱的所有权已经转移，这些资金就成了营业部的资金，不再是“客户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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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