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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涨不同因
最近铁矿石的大幅涨价，引起了国内上下的高度关注。随着国内需求的迅速增长，石油、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日益转向大规模依赖进口，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国基本没有国际战略性资源的定价权，国际市场对这些资源价格的哄抬，使得保证这些战略性资源供应的成本变得不可控制。从短期看，铁矿石等资源涨价挤压了诸多产业的利润空间，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围绕资源的争夺一旦激化，完全可能出现“有钱无市”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无论从涨价幅度还是从涨价对国内的影响面看，石油都丝毫不逊于铁矿石，但各方对铁矿石涨价的关注程度，看起来要远高于对石油涨价的关注。根本原因是这两种战略性资源先后涨价，对中国来说事件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
影响国际石油涨价的因素很多，定价机制也很复杂。不过，虽然石油涨价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但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中国并不是受国际石油涨价影响的唯一国家，美国才是最大石油进口国。而且从引发涨价的因素看，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增加，根本不是最初引发石油涨价的直接原因，石油涨价的矛头并非主要针对中国。因此石油涨价影响中国的情形，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但在铁矿石涨价事件中，中国却几乎是唯一受害者。比如，因为日本的钢铁公司和商社拥有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40%左右的股份，日元升值更是抵消了以美元计价的铁矿石涨价的很大部分，日本几乎不受铁矿石涨价的影响。而且中国对铁矿石需求的增长，是铁矿石涨价的直接借口。可以说，铁矿石涨价刀锋直指中国。铁矿石一次性涨价71.5%，对中国可谓是“黑虎掏心”。
美国对华认识从“崩溃论”转向“威胁论”
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像铁矿石这样的战略性资源的巨幅涨价，不可能是作为生产国的澳大利亚、或是作为消费国的日本私自拍板的结果，而是因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基本认识出现了转折。简单地说，就是由“崩溃论”转向了“威胁论”。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认识，存在“崩溃论”和“威胁论”两种基本论调。过去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本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产品技术含量不行，附加值有限，年GDP增速水分太大，因此对华经济政策基础总体上倾向于“崩溃论”。
但最近西方对中国经济规模和潜力的认识突然出现了转折，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不是被高估，而是被大大低估了。
出现这种转折的原因，是其对中国民营经济成分的认识出现了重大调整。有意思的事，对中国民营经济重新认识的契机，却是近年来在华的外资独资企业大量增加造成的。这些外资独资企业经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些企业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隐瞒大部分企业收益，得意之余转念想到，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民营企业同样正在不断提高比重，其规模和潜力也完全可能被远远低估了。
他们的逻辑是，按照经济成分划分，中国经济包括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大部分，其中民营和外资比例近年来稳步上升，既然这两大经济成分瞒报收益尚且比例不断上升，那么中国经济规模和潜力被低估的程度就非常可观了。于是，美国等一些国家认为必须正视中国的崛起，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和潜力。相应地，对华经济政策也由相对放任转向有计划地加以遏制。
我国制造业企业已八面临风
如果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经济政策转向遏制，我们就有必要来审视一下，以制造企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的抗打击能力。
在这里简单罗列一下中国制造业企业近来面临的各种困难，如汇率变动、海外欠账、物流低效、知识产权指控、反倾销诉讼、设备依赖进口、大量外企进入、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等等，就可以发现，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保证的困难，只不过是我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冰山一角”，用“八面临风”（如果不是四面楚歌的话）来形容我国制造业发展所处的严峻形势已经毫不为过。
首先，由于原材料、配件和生产线设备大规模依赖进口，汇率的变动往往可以决定企业盈亏，进出口关税提高了产品成本。2004年，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每上升0.03个点，神龙汽车的损失就增加1亿，直接导致其出现严重亏损局面。
其次，海外欠账黑洞吞噬中国出口企业的有限利润。
据媒体报道，中国出口企业的海外应收账款至少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4年总出口额的1/5。同时，这种海外呆坏账正在以每年15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包括四川长虹在内的许多知名企业都备受困扰。
虽然海外欠账的具体规模未必确切，但形成欠账的原因并不简单，不同企业的应对能力也存在差异。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加之对国际市场渠道的控制力度和议价能力有限，出现一定比例的呆账死账几乎不可避免。问题是在中国企业总体利润微薄的情况下，正如长虹的例子所显示的，海外欠账可能会席卷一个龙头企业积攒经年的利润，对中国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已不容低估。
第三，中国物流业发展滞后，大大提高了产品综合成本。
国内物流业效率低下，物流成本远远高于国外水平。有人曾测算西部地区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一些城市的全部环节的物流成本：从厂里送到火车站，通过火车运输，再装卸到上海港口的船只，然后海运到美国加州的港口，最后配送到美国东部客户的手中。结果发现上海港口运出货物前发生的物流成本，是上海港口货物运出后到美国东部客户手中物流成本的4～6倍。国内一家汽车企业的轻卡在国外市场供不应求，但是出口数量却受制于竞争对手五十铃，因为轻卡的国际航运和配送体系被五十铃控制。
第四，缺乏知识产权储备和应对策略，出口产品随时可能遭到国外竞争对手侵权诉讼的阻击，导致成本大幅上升，经营出现周折。
如我国民营汽车企业奇瑞和吉利都曾经被告侵权，不得不重起炉灶开发相应的汽车零部件，大大推迟了其新车型的上市时间。中国DVD生产企业在遭遇美方企业侵权起诉败诉后，每向美国出口一台DVD机，就必须向专利拥有企业支付4.5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利润微薄的国内厂家向美国出口DVD，已变成纯粹为这些专利拥有企业打工了。
第五，出口企业成为国际市场反倾销诉讼的主要对象。
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摩擦国。反倾销诉讼不仅增加了应诉和防范等相关成本，一旦败诉还直接导致产品被排斥于目标市场之外，多年苦心经营的国际市场渠道功亏一篑。
第六，“制器之器”，即制造业的生产线设备依赖于进口。
虽然不至于像过去进口彩电冰箱生产线一样号称“进口108条好汉”的地步，但当前重化工业的设备仍旧基本依赖进口，进口设备通常价格较高，而且利用率不足，提高了单位产品的资金折旧成本。
第七，国内市场开放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随着中国逐步兑现对WTO的承诺，国内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大量国外企业进入的局面。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国内企业保有一定市场垄断的“根据地”日益困难，行业处于超常竞争状态，企业经营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第八，国内能源等基础设施不足导致运营成本上涨。
如能源电力供应紧张，电力价格上涨，中国沿海地区的电费已经和日本的电费没有多大区别。而且拉闸限电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安排。人们很难想象，保证不拉闸限电，会成为一些地方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卖点。
蝴蝶翅膀颤动的风暴效应
类似因素可以列很长的单子，而且这些因素的产生绝非空穴来风，更非无组织无纪律。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的WTO、IMF、世界银行及其制定的一系列全球贸易规则，是这些因素起作用的基础。这些规则的核心基点包括：将世界贸易重心从单纯的产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扩展跨国投资者的权益，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削弱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贸易壁垒的能力。
发达国家从这些规则出发来组织和发动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攻击，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颠覆性、伪装性、隐蔽性和突然性，防不胜防。从针对性看，这些规则针对的都是中国企业的“命门”，中国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在金融等配套服务和知识产权方面异常薄弱，资本积累有限，融资成本高昂。从这些领域来打击和压榨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从攻击的范围和力度看，当前中国企业被影响范围之广，受影响程度之深，是颠覆性的。石油和铁矿石涨价、美元贬值、知识产权诉讼和反倾销调查，都直接影响多个行业，并传导到整个中国经济。国内单个企业面临的现实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是利润摊薄的问题，而是导致企业经营由盈利向亏损甚至破产逆转的问题。
从攻击的手法看，通过综合金融、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从制造前环节和制造后环节发动“空袭”，伪装性、隐蔽性和突然性都大大增强了。从制造业环节转向全流程，中国制造业企业防御对手攻击的战线被大大拉长了，就像当今中国进口石油漫长运输线的安全保障，一旦出现状况根本防不胜防，很容易被对手卡脖子。2004年墨西哥湾的海啸、委内瑞拉的风波和俄罗斯的内斗，都被美国信手拈来用作推动油价上涨的理由，而变得和中国经济息息相关。武打小说中“隔山打牛”的玄妙武功和蝴蝶翅膀的颤动造就海上风暴的神话，已经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企业的弱势和经济困局
全流程的综合成本核算，昭示了新的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总体弱势的现实。
从综合运营成本角度看，由于中国大多数产品处于价值链非核心环节，本身利润比较微薄。低成本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基本优势。这一低成本的来源，大致可分解为低工资的劳动力、污染代价被忽略的环境、牺牲个人生命质量的企业家。但是，如果将成本核算从单纯的制造环节扩展到包括制造前环节（如原料定价）和制造后环节（产品配送）在内的全流程就可以发现，由于中国企业在制造以外的环节缺乏竞争力，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很快被这些环节的劣势抵消了。如在汽车零配件领域，虽然中国人工费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零配件最终成本的差距远没有想象的大。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工人长期保持极低水平的工资，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最终都流向了他人口袋，他们的国内雇主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
从中国对外经贸格局看，19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中美磨盘”已经濒临瓦解。
20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包括日本、欧洲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一定程度上都处在经济衰退之中。造成这种格局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处在美国和中国的两面夹击之中：创新不如美国，成本不如中国。日本东京的一个汽车零配件产业集群的命运就是极好的例子。原来该地区有上千家汽车零配件企业，后来有1/3被迫倒闭，1/3被迫向中国转移，只剩下1/3具有相当创新能力的企业。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仍处于战略调整期的美国充分利用了中国的配合，一方面中国廉价而质量不断提高的产品，保证了经济衰退中的一般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竞争压力，大大牵制甚至纾缓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竞争压力。
但是一段时间下来，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经过调整，已经化解了“中美磨盘”的压力，形成了东亚新的国际生产线：日本制造最核心的技术，韩国、台湾地区负责加工和包装，把最需要人工的程序放在中国，最后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出口美国。这样，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利用了中国的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以及税收管理上的漏洞，增加了中国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压力，把环境污染等包袱扔给中国，卷走了中国的矿产资源，挤占了中国企业的出口配额。可以说，这些做法实际上是逼迫中国企业“卖血为生”。
这样，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将制造业的一些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中国，逃脱了“中美磨盘”的挤压，转而躲到了中国背后，把中国推到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前台。中国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基本抵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拥有的全球贸易顺差，相当于美国贸易赤字的有限比例，以及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摩擦国，是“中美磨盘”失效的标志。
考虑到企业弱势是在中国产业热点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出现的，考虑到中国以重化工业为支柱的产业只是世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的附庸，考虑到制造业领域的核心环节仍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考虑到中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中国经济的风险正在迅速累积之中。从中国经济的整个形态看，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中国经济是个“没有紧箍的木桶”。随着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不断被抛入这个桶里，中国经济的风险正在加大。这正是中国经济必须采取宏观调控的原因。
铁矿石涨价后的我国经贸战略转折
这里从三个原则出发拟定中国新的经贸战略：
利用当前世界经贸规则的不完善和有限应用范围，破解或者绕开相应规则；
切中美国当前的软肋，例如经济处于产业调整期，国民反对全球化，经济趋势和民众政治诉求的对立，军事出击引发的国际冲突，其他发达国家的抵制等，从中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确保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逐步形成中国自身的市场和企业竞争力特色，从根本上遏制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逻辑，谋求建立新的贸易保护壁垒。
首先，大力建立、扩展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实现政府监管方式的转变，从直接管理转向直接和间接管理相结合，形成新的贸易保护体系。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国内市场以保护壁垒森严著称，美国和欧洲始终无力打开缺口，却又找不到日本政府的把柄，关键就在于日本企业之间有严密的组织，形成了有效的贸易保护防线。
中国入世后，政府出台政策或出面协调企业行为，很容易被发达国家抓住把柄，贴上违反WTO规则的标签。而由行业协会代表民间，替代政府的一些职能，能够起到维护政府形象、削弱规则限制的作用。同时，行业协会能够加强每个行业自身的信息整合：一方面可以加强政府和企业（尤其是与民营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互信，有助于相关各方形成共识和协调纷争，避免企业各自为战的状况；另一方面可有助于建立行业预警系统，提高对突发事件（如反倾销调查、原材料涨价等）的反应速度。
通过建立和加强行业性技术标准，一方面可以突出本国和本地特色，有效地建立针对跨国公司的国内市场壁垒；另一方面可有效地削弱地方保护主义，避免行业中的恶性竞争，将一些能耗、资源消耗高的企业赶出市场，推动企业优胜劣汰过程。如欧盟根据欧洲道路特点和驾驶习惯确立的汽车性能标准，提高汽车排放的要求，确立更高的汽车回收标准，积极推广柴油技术，都对日美汽车产业构成了有效的市场壁垒。
其次，将外资增量的吸收和外资存量的管理并重，加强外资进入中国的选择、税收监管和全面服务。
一是根据近年来跨国公司母国特征弱化、进行知识型工作全球布局的机会，用国研化率要求代替国产化率要求，要求合资企业自主品牌比例与本地知识产权和服务支出比例达到一定标准，推动跨国公司的高附加值环节向中国的转移和创新外包。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普及知识产权意识，降低专利申请成本，强化专利侵权执行。过去对技术先进程度和市场价值的衡量缺乏标准，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才能成功。三是确立知识产权的属国特征，有效地管理知识产权的进出国境，要求在华计提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内容，必须做到能够按照一定合理价格向业内其他企业转移，从而扩大跨国研发机构在华的溢出效应，防止今后服务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四是逐步对接国内外以及外资、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职称和职务评价体系，提高人才的兼容性，促进人才流转。五是研究限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办法，大力加强对外资企业尤其是独资企业的税收监管，来间接达到两税合并的效果。六是鉴于大多数外资企业利用国内资金进行运作，可以允许外资企业在华上市，一方面充实国内上市企业质量，另一方面投资者可以加强对外资企业运作的监管，弥补银行监管能力不足问题。
第三，正视发达国家对中国民营企业政策的变化，大力加强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品牌的培育和保护。
弱势企业、弱势金融和弱势群体（区域），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战略面临的三大挑战。而弱势企业应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只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才能为金融体系提供根本性的源头活水；而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转移支付和慈善资助等三重保障的，最终唯有强大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的经典演进路径可以归结为：从国有企业垄断，过渡到跨国公司垄断，最后由民营企业主导。虽然这种路径过去曾经为哺育民营企业争取了时间，但是这种路径凸现了民营企业被歧视的现实，不能反映中国经济重心日益转向民营经济的现实。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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