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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社会出现了许多人买不起房，许多人又可以买很多房的现象。这点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的非常清楚。国际贸易虽然能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但是在一部分人收入增加的同时，会使另一部分的收入减少。
贸易盈余与财富分配
建一个铝厂要占用大量土地。生产1吨铝，需消耗1.6万度电。而出口铝的利润却是来自国家的出口退税。换句话是说，如果国家对铝出口不实施政策补贴，那么铝厂就会倒闭。铝厂产生的土地、环境与社会问题，如，空气污染、水污染、耕地减少、“三无”农民增加、电力问题等，最终以各种社会“分工”的方式转移到居民生活中，如，土地、食品、水电、取暖、医疗与教育费用等价格上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又造成居民人均实质收入停滞；另一个有趣的画面是，铝厂从政府获取大量补贴后，又开始了更大、更规模的“圈地运动”，来建设新的铝厂。
政府将资金补贴投入到运动鞋、电子、机电、冶金等这样的产业，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成长或确立竞争优势。如果说有任何利益的话，那就是低端制造业的高扩张，而居民人均实质收入的停滞。今天的国际贸易已使很多国家出现了许多的结果，而这些结果的获得实际上都取决于各国决定做什么。如我们一味地钟情于加工贸易，今天出国留学人员回国率只能是在30%。而日本、韩国一味地追求高附加值的全球扩张，那么他们的生产率就始终能高于我们5倍。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的力量是倾向于维持既有模式。所以，今天笔者只谈论这种模式造成的财富分配问题。随着贸易盈余的长期高增长，财产集中与生产集中的各种垄断已经出现。或更确切的评价是“私人集体主义”。这衍生出社会公众与“私人集体主义”利益的巨大冲突。如不用严格的政治目标来约束社会公众与“私人集体主义”的目标和利益，而民主的发展下去，这样社会贫富差距只能不断扩大。以至于笔者在《美元霸权、全球化与中国经济》（2003年4月19日《上海经济报》）一文中写下这么一段——“如果今后世界体会到这种不公的存在。那么，今天中国不论用任何眼光来看待现在GDP成长的模式都是不过分的”。
今天，人民币不能升值
自2001年以来，笔者就大量撰文呼吁中国应尽快建立“次级金本位”（黄金、石油、铜、白银、铁等组成的货币体系）来改变盯住美元汇率、改变美元资产的问题。由于，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同，故笔者在2004年初，呼吁中国应尽快先紧缩财政；让汇率自由浮动；再加息和提高低收入者工资的组合，来解决汇率与通胀问题。笔者不是反对人民币升值，而是今天人民币到了已不能升值的地步。
1. 未来1年，美联储的利率将回升至中性水平4%～5%。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在继续恶化。如果1年后，美国利率继续攀升，那么升值后，国内利率水平必定只能向全球主导利率迅速靠拢。这就会造成国内居民买房贷款利息在短期内成倍增长。日本就是在1989年末，利率迅速上升中，造成房产泡沫破灭，而进入长达十几年的衰退；
2. 由于美国急需亚洲地区承担美国的国内问题，今天，人民币若升值必定导致中国房价、CPI及全球基本商品成倍暴涨；
3. 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外汇储备进一步巨幅亏损。中国福利水平也将进一步下降；
4. 按J曲线要求，人民币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会进一步继续恶化。如果加上中美之间贸易品的弹性、非弹性因素，人民币升值后，必定又被短期资本围攻。
5. 2004年至今，外汇储备增加了3000亿美元，大部分是短期套利；
6. 升值改变不了财富分配问题。80年代末，日元对美元升值200%，房价最终是一小间几千万美元。就连日本高级经理也买不起房。
调动汇率是要考虑到未来全球利率走势、全球经常帐户平衡、国内物价、福利等多方因素。中国现在不动汇率与利率，市场的财富分配与短期外资产生的是，大量过剩资金问题；动汇率与加息，这个问题事实上是进一步恶化。故，如果今天中国只靠货币、汇率或增税来解决问题，任何的搭配，都无法解决货币大量过剩的问题。人民币升值或不升值，2005年下半年中国房价、CPI及全球基本商品价格都会暴涨。因为大量过剩货币的产地是来自于，低端贸易与财富分配，不治本焉能治标。
升值以外的话题
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问题：
1． 政府获取土地的能力过强。虽2003年以后，因粮食问题土地受到控制，但事实是，低端消耗现象仍十分严重；
2． 政府的目标是盯就业为主；
3． 凯恩斯、里根供给学派在中国的盛行，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控制欲与财富分配问题。
盯就业，应该是中央银行的事。如果政府盯就业，则必然产生国内大量恶性竞争。导致今天中国的重复产业到处都是，而这又加剧了财富分配问题。
在很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都会有为控制高端与高利率而采取的各种努力。如福特的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克虏伯克的向工人赠送住房、德国的产业联盟、日本的终生雇员制。这些都体现了文化、市场和政府控制力之间的一种均衡。
提高居民收入，会使中国向高端转移和有效解决货币升值、房价和物价
如果人民币升值20%，理论上是卖给美国1美元商品，该卖1.2美元。但实际中，由于政府定价能力过强，出口企业与政府可能把这20%升值部分，转移到居民生活中，低端产业得以继续恶性膨胀。
今天，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5，工资是美国的1/20。所以，中国的工资提高能力应有3倍的空间。在未来5年内，如果中国把提高人均实质工资3倍作为目标，那么中国产业就会向高端转移。
提高居民收入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从低收入者入手，接下来是中等收入者；再从低收入开始，然后是中、高级收入者。每次幅度宜为50%。在提高收入的过程中，中美贸易问题、房价、物价将得到有效控制。以一居民收入2000元为例，升50%到3000元，这1000元货币不是印刷出来的，是从企业与政府转移过来的，这必然使企业低端扩张能力消退。政府所要做的只是，这1000元所产生的税收，是向居民收取还是向企业的区分；企业必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提高产品价格去赚取利润；工人只能是强化自己的生产技能。市场中的货币量还是旧基础，只是流向不同，由低端扩张型向获取知识与高核心技术的转移。这样，低端贸易的社会成本，不是转向国外市场，就是以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最终得以生存的企业 必然是有大核心、大专业化的能力。其次，直接遏止了短期外资从中国低端扩张中套取利润所产生的货币量增加问题。所以，今天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为什么大购中国房产。他们是用不着计算中国居民购房能力的。他们现在炒的是，长期低端贸易和财富分配的房价。还有，为提高核心技术，中国也会大量采购美国的服务商品，这样最终能减少亚洲地区由亚洲版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引发的世界性基础货币高增长的问题。对缓解亚洲地区福利下滑，将有直接、积极的意义。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国房价与物价就在这种循环中，将用正确的市场力量得以有效的解决。
财产是神圣的，无论是个人、集体、企业还是国家的，都是不容侵犯的。而任何的一种侵占，最终必将以危机的方式结束。例如，建议把国有股向职工或社保基金无偿转让，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这必然导致政府税收的减少，而走上通货膨胀的道路。这在前苏联与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中体现的已非常明确了；用凯恩斯及里根供给学派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这必然导致中国的低端贸易“繁荣”，造成居民收入大量承担企业的社会成本，引发贫富分化加剧与高通货膨胀。今天，中国应采纳西方诸多切实可行的经济理论，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的建设。任何一种正确的方式，最终都将为中国带来一个完全两样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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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雨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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