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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托管是战略上的精心规划，还是一筹莫展下的随手应对？国资委此招一亮相，即引起业界的猜测
□记者 商思林
“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4月13日，刚刚组建不到6个月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总裁办一位负责人拒绝向《商务周刊》透露任何关于中国农发展集团托管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的进展情况，原因是：“他们欠债太多了，你们要是报道了，肯定会有人找我们要账。”
此前的4月3日，中国农垦控股的上市公司*ST中农发布公告称，“日前接第一大股东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来函，称国资委近日决定，由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对农垦集团实施托管，托管后，农垦集团继续作为中央企业保留法人资格，自主经营并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资产、财务关系不变。”这是继3月2日国资委决定由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托管中国包装总公司后公开的第二单央企托管。
“资产、财务关系不变，从制度设计上避免了坏企业拖垮好企业的可能，但谁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农垦的情况太复杂。”上述那位负责人感慨农垦的债务之多，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卖钱的东西，“很让人头疼”。
去年10月底刚刚由中国水产（集团）总公司和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重组后组建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显然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接手这个“烫手山芋”。采访中，《商务周刊》发现，托管了中国包装总公司的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同样消极而低调。尽管托管已经进行了1个多月，国投总裁办黄新民处长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仍然是小心翼翼，“目前的情况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央企托管是战略上的精心规划，还是一筹莫展下的随手应对？国资委此招一亮相，即招来业界普遍的关注和猜测。
“鬼神难近”的被托管者
“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是从原农牧渔业部的一个进口办发展而来的。”该公司一位前财务主管告诉《商务周刊》，中国农垦的前身是中国农垦进出口公司，在1980年代初因为拥有进口权，垄断了所有垦区的农业物资进口，利润丰厚。
到1994年，由于汇率改革、进口成本提高和进出口垄断权的打破，中农垦的利润开始大幅度下滑。特别因为中农垦当时在强调出口创汇总量而不重视交易的盈利背景下，这种亏损加剧的速度更快。
为了扭转局面，中农垦没有“精兵简政”，而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投资。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农垦先后成立了中国农垦进出口公司、中国农垦物资公司、中国农垦农业公司等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又分别设立了自己的子公司、孙公司。
“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总公司的钱逐渐被掏空。”这位财务主管回忆，散布于全国的公司产生了大量的借款，其中大部分都是总公司做担保，“很多公司亏损的一塌糊涂，而总公司还要为当时的担保买单”。截至1999年末，农垦集团总资产虽然达到55.24亿元，但净资产只有4.5亿元。
“一个公司下面的两三个科室不断地通过联营、独资、合资、挂名的形式成立了他们自己也数不清的子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饼越摊越大，总公司的管理还是过去的行政手段，对这些公司的设立、运营没有有效的财务监督，导致大量的资金被肆意挪用，直至破产或者重组。”他对此颇多痛心，“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公司当时都是怎么设立的，总公司拿了多少资金，资金又到哪里去了。”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2001年中农垦控股上市的中农资源上。中农资源从上市起就连续3年亏损，被打成*ST中农。2001-2004年的公告显示，涉及大股东中国农垦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各类贷款担保诉讼12次，中农垦多处不动产遭到法院的执行，其持有中农资源的10010万股国有法人股先后几次遭到冻结。
“整个集团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很多企业都名存实亡，人心浮动，看不到希望。”这位财务主管说，中农垦因其复杂的企业结构和巨额的债务，甚至被业内人士称为“神鬼不近”。
2003年，中农垦进入了国资委进入第一批政策性破产名单。国资委、农业部国资改组（2003）29号文件给中农垦提出了“局部破产，资产重组”的方案。但他告诉《商务周刊》，虽然政策允许进行局部企业的政策性破产，中农垦的局部破产进展却并不顺利。
首先是中农垦总公司下属的企业链条过长，很多松散的企业核资清产的摸底进展缓慢。而最大的困难是人员的安置。中农垦的很多子、孙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即使撇开债务不谈，其资产也普遍少得可怜。“有几部车的就算好企业了。很多企业的土地等固定资产早就被债权人拿走了”，在此情况下，政策性破产的“第一安置企业职工”不能得到确实的保证。
“有些企业虽然进入了破产名单，但要真破起来很困难。”这位已办离职手续的财务主管人士透露，中农垦总公司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一个“不破不行，破又破不起”的尴尬境地。
中农垦的情况就是目前被托管中央企业的缩影。“当年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检查一家央企，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搞清楚该企业究竟有多少子公司、孙公司和孙孙公司，最后查清仅这一家企业所属的各类经济实体共1812家。”国资委企业改革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商务周刊》，无论是中农垦还是中包，这部分央企内部组织结构层级过多，一般企业都有三五级，少数企业多达七八级，“连企业法定代表人也不清楚这个‘家底’”。
这一块“神鬼不近”的资产，一时成了国资委上下最头痛的问题。
托管救火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难缠。国资委成立不久，他就指出：“央企内部层级一般只设三级，个别的最多也只能设四级，有条件的母公司一般应实行本部制，进行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次，提高管理效率。”
但在央企的改革精简过程中，国资委发现，多年来央企大部分是由行政部门演变而成，与主管和直属部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机构精简涉及人员安置，尤其中高层干部的安排，其困难程度超出了国资委想像。
“中国海外贸易总公司的破产进行了6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弄干净。不算对外金融借债的还款和国内金融贷款的核销，国家光为人员安置就拿出了近亿元。”一位参与海外贸易总公司处置的北京市国资委官员告诉《商务周刊》，海贸的情况与农垦类似。
“这些央企的资产负债率高达200％以上，按照市场规律早就应该破产。像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和中国包装总公司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仅50％左右，严重资不抵债。但这些企业破产都没法破，安置职工是一个无底洞。谁也掏不起这个钱。”他介绍。
而且，即使各方努力能够解决职工的安置，企业巨大的金融债务黑洞要完全抹平也非易事。他指出，2003年年底颁布的《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改制要征得债权金融机构同意，这些企业的债务并不完全来自四大国有银行，其他如企业间拆借、信托贷款也占了很大比例，国家对此不得不统筹考虑。
“只有暂且搁置，对所有的债务搁置处理，争取早日扭亏为盈。”但这位官员也指出，债务的搁置不难，扭亏为盈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却并不容易，“国资委没有精力为这些企业的扭亏提供具体的指导”，时间和财力都不允许国资委这么做。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李荣融明确表示，2005年要力争在推进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根据国资委确定的调整和重组思路，中央企业最终将保留80—100家，主要集中在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板块上。国资委要求划定主业的央企两年内必须进入到行业内前三名，否则“将对其进行调整”。
而按照既定的思路，央企的主辅业务分离也要在2005年完成。重组、并购、政策性破产、主辅分离，都在加快国有资产战略布局总的思路下热火朝天地往前推进。在此背景下，类似中包、农垦的资产处理却成了一块难以啃下又味同嚼蜡的“硬骨头”，令人讨厌地干扰着国资改革的宏伟大计。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1月17日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点出了啃“硬骨头”的办法：“可以把不良资产剥离出来，采用托管的形式”，经过专业化的经营，使企业重新获得竞争力，再与外部的同类企业重组，或出售给外部战略投资者。随后邵宁不止一次暗示，如果能有几家强势的投资控股公司来协助国资委进行结构调整，“很多问题就好办多了”。
国资监管轻装上阵
实际上，强势的投资控股公司已主动请缨。2003年，国资委成立不久，在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的建议和资助下，一个名为“新体制下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运作模式”的课题，在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的主持下展开。历经两年的研究，2004年10月底，国资委研究中心特意举办了这个课题的研讨会。
会上，参与此项研究的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称，虽然国资委承担着国有经济营运义务，是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主体，但其不具备市场中资本经营功能，因此国资委在具体实施战略性调整的市场化运作中，必须借助具有资本经营功能的市场载体来完成。他认为，目前186家中央企业中，可以依赖和适宜充当“载体”的，是强势产业集团和投资控股公司。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白英姿更是指出：“很希望有几个投资控股公司能够真正承担起资本运作的功能。我们非常赞成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搞个试点，先行一步进行一些探索。”
在此次研讨会上，被“点将”的国投总经理王会生也表达了国投的想法：“我们已经向国资委打了报告，希望在结构调整和改制过程中，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能为国资委做一些工作。”或许基于此，央企托管的第一单正式落在了国投的身上。
但中包显然不是国投所希望大显身手的“资本运营”对象。主动请缨“为国资委做一些工作”的国投对托管中包总公司“沉默多于喜悦”。黄新民拒绝回答更多问题，对于托管中包的工作和前景，他只是反复告诉记者：“要看具体运作的结果，要看国资委的态度。”
更令人不解的是，第二单中农垦的托管方是去年10月刚组建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而不是其他的5家“有娴熟的资本经营技术”的国有投资控股企业。与公司化更彻底、总资产近600亿元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相比，总资产106亿元并处磨合期的中农发显然不属于“强势产业集团”。
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高云飞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或多或少透露了一些奥妙：“国资委没有设定固定的框架，非要投资控股企业进行托管，托管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与我们研究的课题关系不大。”他强调，托管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之一，不能说托管是国资委监管层次的改变的预兆。主持国投课题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对《商务周刊》说的更直接：“目前来看，托管还缺少具体的配套，还不算成熟，未来怎么样现在不好说。”
业内人士分析，国资委在两个试点中都明确了“保留法人资格，自主经营，资产、财务关系不变”等原则，并具体明确了托管者在重大战略、一把手以下的人事任免考核方面的权力，但对于托管者的利益补偿并没有明确，这也是托管能走多远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实际上就是解决国资委实际问题的一个手段。”一位国资专家告诉记者，从中包、中国农垦的资产情况来说，想通过资产运营盈利有较大的难度，“无论托管双方最终得到什么，托管眼下最直接的效果是，国资委得以甩掉‘包袱’，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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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淑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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