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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彬 刘小莉
对亚洲各经济体汇率选择历程的研究发现，仅仅从单边角度已经无法解决亚洲汇率选择的难题，而必须上升到区域层次的货币与汇率稳定机制。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亚洲国家的货币是盯住美元的，这种联系是为了给国内的价格水平提供一个名义锚（nominalanchor）。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失败的。
危机后，东亚经济体的汇率选择最初符合Obstfeld与Rogoff提出的“两极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开放经济应当放弃可调整盯住或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实行完全的固定汇率制或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以消除外汇市场的潜在风险。
但是近年来，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否认了发展中国家汇率选择中的“两极论”安排。
首先，浮动汇率制对发展中小国并不具有原先设想的优势。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和各国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的差异，浮动汇率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明显不同。亚洲国家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offloating）。害怕本币升值，是因为这样不利于资本流入和出口；害怕本币贬值，是因为不希望增加其美元债务。东亚国家近年来的汇率政策就体现出限制汇率浮动、对本币升值进行干预以及积累大额储备等特征。
其次，维持严格的固定汇率制需要经济体承担很高的成本。亚洲各经济体对日本和美国的特定贸易结构决定了当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度波动时，严格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自然会加剧亚洲经济发展的不稳定：
其一，出口会受到影响，特别是与日本产品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要比贸易结构与日本互补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受到日元对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日元升值，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增加；日元贬值，其出口随之减少。其二，因日元呈相对弱势，美元更受到追捧，但随着亚洲和美国经济增长同步性的降低，由美国来决定亚洲的货币政策又会使亚洲宏观经济陷入被动。其三，事实也证明，那些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的国家，其货币更容易遭受投机者的冲击。
第三，盯住货币篮制度具有内在缺陷。亚洲国家希望降低日元比重，因为贸易结算中计值货币的分布（美元比重）与外债中计值货币的分布不对称。而不论盯住货币篮制度的货币权重如何设置，货币篮这种“中间”汇率制度，都不能保证区域内各经济体双边汇率的稳定，并且不可避免容易诱发投机冲击的内在缺陷。
由此可见，区域性的汇率安排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来说，已是势在必行。东亚地区区域内商品、金融交易的自发增长要求商品相对价格的稳定，进而是货币兑换价格的稳定。虽然东亚地区目前没有达到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全部标准，但是有必要进入金融合作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金融合作的制度化与高级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认为，为减轻亚洲地区内部汇率的波动幅度，可考虑以下三个方案：一是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采取稳定货币的货币政策；二是采取不同形式的盯住汇率制度；三是采取单一货币制度。
盯住汇率制度也有三种形式：一是盯住一揽子国际货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货币允许围绕盯住值波动5%~15%；二是将一揽子亚洲国家的货币作为锚货币，类似欧洲国家最初把欧洲货币单位作为锚货币。这一揽子亚洲货币就是亚元，是亚洲各国货币以经济总量加权的平均意义上的货币；三是盯住亚洲经济实力最强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或日元。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盯住货币制度，都需要各个国家遵守游戏规则，而国家之间的相互监督是很困难的。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于具有“浮动恐惧”的外向型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两难问题，需要更有创意和魄力的回答。（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本文不代表本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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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漂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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