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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近期报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权威人士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整治药品市场秩序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我国政府决不允许开办药品集贸市场。该权威人士认为，药品集贸市场和变相药品集贸市场的出现以及中药材专业市场超范围经营药品的发生，其实质是无证药品经营。所以打击无证药品经营是取缔药品集贸市场、防止反弹，整顿中药材专业市场的重要手段和工作任务。除此之外，该权威人士还突出强调了换发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是强化市场监督的重要手段。
大家都知道药品不同于普通日用消费品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对人体健康或精神健康有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潜在作用，然而绝大多数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是，他们在服用药品之前并不能确认药品是否安全或者其疗效究竟如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药品是一柄双刃剑----如果配方有效且无副作用，人们会因此而受益，从而免除疾病的痛苦和煎熬；但如果药品不能达到设计疗效，甚至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就有可能给病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使小病成为大病，甚至导致病人残疾或死亡。
鉴于药品存在着上述特性，作为药品消费者的病人，只有把对药品安全及其疗效进行甄别的重大责任（其中隐含着病人的健康与寿命）委托给国家药品管制的专门机构予以监督，而这一权威机构最根本的职能实际上并不在于它对药品行业或药品市场的行政管理或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基于严格的安全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准入管理。
如果我们套用经济学中现成的概念，把生产药品的企业看作是药品市场的供给者，把病人看作是药品市场的消费者，把药品的均衡价格看作是医疗交易达成的价格，那么我们的分析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在药品推向市场之前，必须通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准入检验，而在药品到达病人手中之前，必须经过医生的处方，因此是否使用某种药品，事实上并不受病人自身的控制，这样的药品价格当然不是供需均衡点的价格。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一般都有条文具体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药品安全法”。一旦有人胆敢公然违反药品安全法，使病人遭受严重的病痛折磨，甚至致人伤亡或残疾，相关责任人就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此外，那些直接与责任人合作或为有害药品开放绿灯的相关机构或企业也将被追究连带责任，比如药品研究和甄别机构、生产企业、广告商、分销商甚至药店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经济处罚或者通过法律诉讼程序向受害者予以一定的经济赔偿。
目前我国药品市场秩序的混乱，一方面是由于药品流通行业的垄断利润不但没有得到根除，反而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其中重要一环是国家合法、正规的药品流通渠道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舞弊现象（最为突出的是几乎所有医院都存在着或明或暗的药品回扣）；另一方面是执法不严，受处理的往往是小“药耗子”，而真正的“硕鼠”却难以捕捉。
药品行业混乱的另一根源是医疗人员职业道德监督的缺位。比如说看个头痛感冒的小病，医生很少会自觉地从病人的角度考虑，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力求达到最大的疗效。而往往开出少则几十元，多则数百元的各种所谓“好药”或“特效药”，并且动不动就要验血、拍片子，使用各种先进的仪器。结果治疗感冒花费五、六百元，扁桃体发炎花费一、两千元（不算开刀）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
至于在换发许可证上设卡似乎并不是一种新鲜而有效的办法，它的直接效应就是获得准入资格的企业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垄断竞争利润，而没有获得准入资格的企业则会千方百计地“寻租”，从而把一部分宝贵的资源用于贿赂监管部门的官员或者拉拢一些利欲熏心的经销企业、小医院、卫生所、医护人员或小药店。
笔者以为，除有关监管部门较为正式的管制手段之外，一个较为有效和具有威慑力的办法是。政府有关部门（比如卫生部或各地卫生局）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各种媒体，每月张榜长期公布（在一年内反复播出或刊登）一批经过药品监督机构查实有害或无实际疗效的药品名称、生产企业和经销企业甚至大量推介该类药品之医院的名称等公益性信息，提醒公众不要上当受骗。对于那些长期生产假冒伪劣药品并且已经导致严重社会医疗事故的企业，必须坚决地予以关闭，对于那些长期纵容此类企业生产的地区，还应追究当地领导人的责任。
生产假冒伪劣药品实质上就是谋财害命，因此对此类企业的处罚和对具体责任人的量刑可以参照谋财害命之刑事案件的审判标准，甚至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一般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只涉及到极少数人的生命或利益，而生产假冒伪劣药品则可能危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健康与寿命。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安全性能也是一种含有特定独立价值的商品。不管它被应用于何种产品，安全性能都要求厂家付出额外的成本，并由此对消费者产生更高的价格。在一个非限制性的市场，通过一个试错系统，一系列安全—质量—价格选择将会出现。有些消费者选择较低价格、较少安全性能的产品；也有人选择价格较高，更为安全的产品。
假如医生能够开出疗效相近、不同价格的医疗处方，假如社会上设有专门的医疗技术监督机构供病人咨询或检验处方的有效性（检验成本和咨询费用当然由病人自己出），甚至提供由电脑保存的相同病况在不同医疗方案和药品服用记录下的最终结果资料库（包括图片和各项检验结果的记录），病人是否可以更多地进行有限度的选择？
总而言之，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医药行业也是一个需要社会化参与和制度创新的重要领域，除了政府的监督管理之外，还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化服务和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当给病人（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的消费者）及其家属以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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