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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媒体对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做了更进一步的划分，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存在“教育腐败”（educationalcor coruption），这主要是指教育部门中存在的以权谋私，以及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暴利以追求小团体利益和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我个人实际上是不赞同这种划分的。原因在于这样的划分容易混淆腐败的制度性成因和派生性腐化现象。
腐败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扭曲
有不少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从政治学、法理学和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研究腐败对社会的危害，比如詹姆斯·斯各特（JamesC.Scott）的《比较政治腐败》（1972）就是一部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腐败的代表性著作。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政治结构和法规的重要性，注重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区别。
然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腐败现象与其他政治行为和法律行为一样，与经济行为具有相同的内在逻辑，所以用经济学分析腐败不但具有实际意义，而且可能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辨别性。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贿赂（虽然它是寻租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财富转移，它们并非严格地属于非生产性浪费的寻租活动范畴（丹尼斯·缪勒，1989）。伴随贿赂的社会浪费在于行贿的交易成本、院外说客的酬金、以及官员们为获得可接受贿赂之重要职位相互竞争而耗费的时间和金钱。
美国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的论文：“法律的执行、渎职与执法者的报酬”（1974），可能是最早对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文献，而把腐败现象直接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作系统分析的学者是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Rose－Ackerman），她在1975年发表了“腐败经济学”一文，又在1978年出版了《腐败：政治经济学》一书。她首先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定义腐败，把腐败等价于受贿（bribery），她的著作是对寻租理论文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
苏珊·罗斯—阿克曼主要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分析腐败与资源浪费的关系，而席莱弗和维希尼（A.Shleiferandr.Vishny）的定义则侧重公共物品的非正常让渡，“我们把政府腐败定义成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
在此定义中，“政府财产”是指政府所“生产”的公共物品，包括各种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签证、计划指标或配额，以及其它一些禁止或限制“私人”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政府官员或公务人员，被假定在提供这些公共物品（亦即政府产品）方面具有相对抉择的权力，并且有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动机。
詹姆斯·布坎南把属于非生产性资源浪费的寻租支出划分为3种类型：即寻租者为获得垄断权而付出的努力和支出；政府官员为获得潜在垄断者的贿赂支出或对这种支出作出积极反应的努力；作为寻租活动的一种结果，垄断本身或政府所引发的第三方资源配置的扭曲。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非法活动与合法活动的区别实际上意味着成本的差别。对于具体当事人来说，由于非法活动需要冒被法律惩治的风险，显然它的成本要大大高于合法活动的成本。因此，如果把腐败的实质涵义转换为经济学语汇，那么贿赂与一般支付行为的差异就表现在贿赂行为要支付高于一般市场支付水平的额外成本，这种额外成本就是一种追加的风险成本或资源成本。
倘若我们把行贿和受贿都看作是法律和法规明确界定，并且能够准确测度的非法行为，且该行为的非法性质又为社会观众所普遍认知，那么进行此类活动就可看作是需要支付相当风险成本的赌博或博弈行为。因此在实施此类非法利益交换时，职业性罪犯（比如某些长期利用特殊职权和垄断权力收受贿赂的政府官员）一般会进行风险估测，进而进行预期收益与成本的分析。只有在预期收益大大超过预期成本，同时其被告发并可以确切通过事实查证的风险系数接近于零时，才愿意进行这一博弈。当然，如果贿赂的数额足够大，令其相信通过一次博弈替代多次博弈，可以大大降低被发现和告发的概率和总体风险系数时，被贿赂者可能选择单次风险较大的方案。
抑制腐败主要应当依靠由制度性改进所达成的外部抑制机制，增强法制的威慑力，而不能指望潜在腐败官员自觉或下意识地改变自己最大限度贪求个人超额利益（Maximumsuper－benefits）的目标函数。
垄断权力所带来的超额利益促使人们竞相追求租金，从而滋生腐败。越是腐败的政府越是倾向于不断设立租金，以管理权限换取私利。租金无处不在，只要信息和流动性的不对称阻碍着资源的流量，就存在租金。租金存在于私人物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政治市场之中。只要有租金，就必然有寻租行为。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教育产品的供给仍然是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为了使人力资本的投入获得正常的收益回报，从而使社会获得具有更高生产力潜能的生产要素———经过教育和培训的高素质劳动力，这就需要切实保障教育过程的竞争性、平等性和公益性。
抑制“教育恶化”亟需制度完善
制度性改革的任务是：要设计出一系列制度措施，尽可能消除因垄断权力和被少数个人所扭曲的公共选择所产生的设租现象。同时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允许和鼓励通过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surplus）而创造租金的那些竞争形式，打击那些力图获取和保留现存租金的竞争。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的货币工资收入并不高，但在某些岗位的隐性收入可能会大大超过其工资收入。因此，在一个大多数人把做官看作最佳社会职业的社会里，腐败行为发生的频率一定很高，从而惩治腐败的成本也将十分昂贵。
让我们来考虑两个分析要点：首先，腐败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C＝M＋D－A.在此公式中，C表示腐败（Corruption）及其程度，M表示垄断（monopoly）及其程度，D表示专断（discretion）及其程度，A表示可说明度（accountability）或透明度及其程度，该公式表明腐败程度等于垄断程度加专断程度再减少可说明度或透明度。
无论是公共活动、私人活动还是非赢利性活动，只要一个组织或者个人对一种商品或服务拥有垄断权力，或者具有独裁专断的可能性用来决定谁将获得这一商品或服务，并且决定哪个人将获得多少，同时是无法或不予说明原因的，那么人们就可能发现腐败的存在。
从犯罪意图方面来看，腐败是一种具有确定犯罪意图的非法行为。这表现在此类非法行为的直接受益人是犯罪人及其亲属，在有些情况下，直接受益人虽然可能是犯罪人的朋友、同事、邻居或同学等，但通过利益互换或互补，最终使犯罪人的总体利益得到实际增加。在实践中，有不少犯受贿罪的政府官员或公务人员强调自己为了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或难题而一时滥用了公共权力，而被帮助的个人或单位出于感激，进行了某种形式的答谢，似乎这种行为是合乎情理的。这说明罪犯做此事时所考虑到的预期成本远远低于他所真正关心的预期收益。换句话说，他至少认为此事被发现查获的可能性很低，不足以对他构成真正的威肋。
教育领域中的寻租现象可能更多地表现为以权力换取高学历和学位，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明显缺乏对于高校毕业生（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外部监控机制，在绝大多数高等院校中，学历和学位的获得几乎完全是由学生所在院、系、所或研究中心自行监控的，如果出现主管者的腐败现象，就会制造出明显不合格的教育产品。这就是近年来我国社会中频繁出现的“教育恶化”（educational deterioration）现象。
近年来许多抱着投机取巧“混文凭”之心理的官员、企业家和款爷、款姐就是盘算好了要用权势（有可能包含相当大的无形资产）、可交换非货币利益或金钱来获得或者换取他们所觊觎的学历和文凭，并且他们个人投入的成本（学费、交通费和住宿费、书籍资料费甚至餐饮费往往都是用公款支付的）与其预期收益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既然这些人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又没有什么分身术，那么他们如何在官场、商场和情场中左右逢源的同时，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通常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研读、思考和写作才能获得的专业文凭和学位？这对于那些数年如一日坚持在教室、图书馆和狭小的学生宿舍里勤奋苦读的普通学生来说，是否意味着一种明显的教育歧视（educational discrimination)或不公平的竞争呢？
恕我直言，一个国家的学历、学位泛滥成灾到如此地步，价值观念和评价机制发生严重扭曲，如果再不予以根治将是民族悲剧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教育行政组织的权力，学校管理者之间相互攀比并自我等同于政府行政官员，并由此对学术和教育意志实现了全面掌控，从而扼杀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与竞争。
总之，制度的缺损需要及时修补，“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目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全面重建个人和组织信用体系的严峻挑战，中国的教育体系需要进行思想理念和指导方针方面的全面革新。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信用和教育者以及教育管理者的个人信用，需要得到公民社会的重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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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雪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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