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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青年报》连续报道了有关中国人在法国巴黎多次遭受抢劫的消息，这些报道或文章最后都提醒国人出访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而怎样才算是注意安全？换句话说，怎样才能从根本上予以防范呢？事实上，此类事情已经发生过多起，并且不只是发生在巴黎，世界大部分主要城市似乎都曾发生过以中国人为特定目标的抢劫事件。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如今在世界各地访问、旅游，出门旅行时携带大量外汇现钞的似乎只有中国人。
原因何在？因为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的中国至今仍未建立起一个普遍而有效的信用关系体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支付和交易仍然以现金为主要支付和交易手段。虽然中国早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由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陆续发行了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与信用卡类似或接近的借记卡（比如长城卡、牡丹卡、金穗卡和龙卡），并且在这些卡上都有维萨卡（Visa）、万事达（Mastercard）和运通卡（AmericanExpress）等国际通用信用卡的标记，但是这些卡并不真正具备信用卡的全部功能和便捷特点。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中国“信用卡”在国际上信用度很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不被旅馆、饭店和商家所认同和接受。即便是在中国本土，这些所谓的“信用卡”也远未被绝大多数旅馆、饭店和商家所认同和接受。使得“一卡在手，走遍神州”的广告宣传成为具有讽刺意味的自说大话。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我们得知，信用卡所代表的信用关系体系是当今市场经济安全有效运转的一个重要环节。建立一种可靠的信用关系，并非简单地制作或发放一张信用卡就可以实现。信用关系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契约和长期习俗的混合体，也是一种信用文化和有保障支付历史记录的体现。
中国“信用卡”支付功效的严重滞后反映出四大国有银行发放的“信用卡”这一支付工具与背后支撑这一象征符号之信用体系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一鸿沟已经成为阻碍信用卡支付体系发展的“瓶颈”，在此我把它简称为“信用卡瓶颈”。如今许多人，尤其是一部分商人，当他们发现别人仍然在坚守承诺，并且相信或依赖他人信用时，经常会表现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惊讶甚至是轻蔑，他们认为诚信已非为商之道，不足为信，更不应仿效。甚至从昔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劝戒箴言发展到如今的“与其被人骗，不如先骗人”的厚黑之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改造冲击下，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信用关系被彻底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原先那种建立在中国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淳朴的传统信用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根除，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和信任程度降低到历史最低点。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们逐步把原先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更多地转向了市场经济和交易行为。政策的多变性、不透明的决策过程、特殊集团通过特权和垄断地位所获得的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等非市场行为继续加深和强化了这种猜疑。
在这种背景和氛围中，人们倾向于相信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政策威力，而不是相信市场运行的法则及其有效性；倾向于依赖组织（集体）行为，而不是关注个人言行；倾向于信赖公有制企业，而不是信赖民营企业家或个体经营者；倾向于崇拜政府权威和个人指令，而不是立足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这种权力崇拜进一步导致了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寻租活动的风行与扩展，降低了民间信用的效力，客观上延缓了中国当代信用关系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意义在于交易范围的扩大和交易公平程度的普遍提高，如果我们不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完成自身信用体系的建设，我们已经先输了几分。
无论是承办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还是主办2008年奥运会，我们都必须向世界展现我们自己的国民信用体系，而不是永远用政府信用和财政税收作为担保。因为一个信用体系缺位的国度必然是诚信不足的国度，一个缺乏国民信用关系基础的经济也必定是一个脆弱的经济。有鉴于此，我们没有理由再寻找任何其它借口，继续保护国有银行的特殊垄断地位，一再容忍这些银行的低效和臃肿，致使“信用卡瓶颈”持续存在下去。如果我们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能有效地提供国民所需要的信用服务，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民营银行或外资银行提供这样的服务呢？如果说这样做就是把日常金融服务的可观利益拱手让给民营银行或外资银行（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那么如果这些国有银行一再丧失有利时机，最终在激烈的经营竞争中败下阵来，那么那些所谓的应得利益又会流向何方？对于那些不能对顾客提供高效服务，业务发展长期滞后的国有银行，我们又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效忠于它们呢？归根结底，银行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说，银行只能是顾客的仆人，而绝非高高在上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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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雪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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