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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规定，外资银行2005年的短期离岸借款上限为348亿美元，中国本土银行的指标为245亿美元。
“我们非常理解外管局为了防止热钱流入中国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一家亚洲外资银行上海分行行长5月11日表示，“但现在的做法已经相当程度的影响了我们在中国的正常业务，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管局反映。”
“外管局承受了大量热钱流入的压力，出台这个总量控制的政策只是在汇率政策轻易不能变动的情况下的一种变通方法。”一位外管局官员表示。
“行政手段”
在外管局公布外资银行2005年的短期离岸借款上限之前，上海市外资银行收到了上海市外管局的一份《关于外汇担保项下人民币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外汇项下人民币贷款和美元贷款必须上报外管局，并有可能受到外债总量的限制。
根据4月15日国家外管局在给上海市外管局和深圳市外管局的批复，“外汇担保项下人民币贷款除指单纯意义上的人民币贷款外，还包括银行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保函和贸易融资等项下人民币授信额度等。境外机构提供保证的形式，除信用保证外，还包括其境内外合法资产进行质押和抵押。境外机构以安慰函等形式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信用支持，只要这种信用支持涉及未来的实际外汇履约及其结售汇问题，均需要按《通知》的规定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就是这样一份《通知》在外资银行当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们行大部分的客户是欧洲的跨国公司，如果按《通知》的规定，这些公司几乎每笔业务都要上报，这些企业在申请外汇过程中会非常烦琐，我们的业务可能受到影响。”一家欧洲外资银行企业客户部负责人称，“这对我们这样靠国外客户生存的外资行来说，打击非常大。”这家银行的境外客户业务量占到该行的一半以上。
5月1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05年境内银行短期外债指标，并对各家外资银行的额度做了详细的规定。“这实际上就是外债核定回归总量的管理方式，外管局想通过此方式来阻截热钱从外资银行流入中国。但是这种行政计划式的干预方式很难起到理想的效果。”业内人士评论认为。
“外管局要进一步控制从外资行流入的热钱，政策可能有些过猛，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也没办法。”央行上海分行内部人士称。
那么，外资行在国际游资涌入中国的过程中是否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
一般来说，在华外资公司通过股东担保和境外金融机构贷款的方式来获得融资。在华的外资银行实际上延续了其境外总行的业务，为客户提供在华融资。
“一般的贸易往来都要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为前提，没有缺口给企业实现套利。外资行在操作这样的业务时非常谨慎，编制假的贸易背景是不可能的。”华一银行行长江天锡称。
但是上海另外一家外资行副行长曾私下说：“提供不真实的贸易背景，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只是需要花一些成本，包括非经济成本。”
“尽管渠道非常冒险，但是却有丰厚的利润，那么就必然会有跨国企业和外资行联手来进行套利。更何况短期外债增量如此惊人。”
这或许正是外管局下达该《通知》的潜台词。
外管局的压力
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新借入外债2059.7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044.29亿美元，增长102.84%；外债净流入(新借款额减去还本付息额)157.33亿美元，净流入量为上年的4.6倍。而截至2004年底2285.96亿美元的外债余额中，短期外债余额为1043.09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45.63%，比上年末增加272.65亿美元。短期外债占比已经严重高于15%的国际警戒线，还给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很大压力。
“外管局的检查只能流于形式，即使是逐笔逐笔的检查，也不可能完全查出每一笔业务的资金的源头和流向，更何况我们国际业务规模非常大，日常只进行合规检查。”一家股份制银行国际业务部人士说，“即使检查出问题，外管局现有的手段也只能做到事后控制，很难事前防备。”
如何控制大量热钱流入，成为了外管局近两年以来的主要职能。
2004年6月，外管局颁布了《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开始对外债总量进行控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外汇额度进行审批；2004年10月，外管局在上海第一次反洗钱检查，除了查处违法行为外，还通过逐笔业务对账的方式试图掌握热钱流入的途径。
进入2005年，外管局又一连出台多项措施：2005年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境内居民为换取境外上市公司股权凭证及其他财产权利而出让境内资产和股权的，应取得外管局的核准，防止外资通过这样的途径大量流入国内；2005年4月发布《关于外汇担保项下人民币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所有外资金融机构几乎所有的贷款担保的审批；5月11日，又对2005年境外金融机构外债总量核定为384亿元，而业内人士称，“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实际的需求量。”
“外管局现在已经为了防止热钱流入使出浑身解数了，不管板子打到谁身上。防止热钱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热钱一天不走，外管局这样的政策就会持续出台。”上述欧洲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评论说，“但是，这种政府调控的行为成本本身很高，也不如直接用货币政策的市场化手段来调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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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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