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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16日，由美国时代华纳集团所属《财富》杂志主办的《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本次论坛分论坛之一的文化圆桌会议，就媒体在中国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一话题展开讨论。随着世界变得日渐多元化，媒体也面临着恼人的工作-如何向一个国家解释另一个国家及其文化？中国媒体不断繁荣，24小时/7天全天候提供各种新闻与娱乐。然而，多是否就一定好？搜狐财经特别策划专题——“媒体在中国日益重要的角色”，请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展江博士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 展江/文
近年来，世界各国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机构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包括宗教、政党、媒体、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监督群体，具体而言就是成千上万的环保组织、消费团体、人权组织、反腐败组织、社区私人团体、医疗诊所、学校、日托中心、民间社团、发展组织、文化机构、职业协会。这些名声日益响亮的私人非营利部门构成了所谓的公民社会，有学者称这种世界性现象为“全球结社革命”。
<<<<我来说说
市民社会与社会转型（转轨）
什么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结社）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市民社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从市民革命以来，社会结构从政治国家和家庭的二元结构（庞大的国家领域加上渺小的私人领域）过渡到多元结构（通常有四个领域组成：国家领域、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和私人领域）。
什么是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概念内由德国当代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1929~ ）系统阐述：
“公共领域”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从价值规范导向来看，“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而公共性不仅以批判与开放为其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其基石。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特征
◆以市场经济、私权为基础
◆平等自治、契约关系
◆法制原则
◆自治原则
◆多元主义
◆自愿参与、承担责任
◆通过传媒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 开放性 公开性
◆理性、批判性地讨论公共事务
◆内部民主
市民社会三要素
（1）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有别于家庭、家族、地狱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
（2）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和制度，得意保障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
（3）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或公民的风范。
市民社会与三种权利综合体
以市民社会的制度化领域为焦点，可以分立出三种权利综合体：（1）涉及文化繁衍的权利综合体——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沟通自由；（2）保障社会整合的权利综合体——结社与集会自由；（3）保证社会化的权利综合体——保护隐私、私人关系、以及人身不受侵犯。
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
在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大众传媒体制普遍存在一种二元结构，即报刊的私人所有制（转轨国家可能有少量官方报纸）和广播电视的多种所有制和管理体制。在广播电视领域，各国媒介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主要有大致三种与特定政治和经济体制相关的体制类型：
（1）以美国为代表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完全商业化运行体制；
（2）以西欧为代表的公营和私营并举的双轨制运作体制；
（3）以中国为代表的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体制。
在现代国家，新闻媒介无论是私营、公营和少数国营体制，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有这样那样的日常联系。甚至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中活跃的成员，并且与其他社团等非政府组织（NGO）有着积极的互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的关系密不可分。
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改革以来一定规模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以及日益发展的市场领域，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典型成员为无上级主管人士和以私人身份组成的社团，媒体虽为国有国营，但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公共性因素在增加。
◆国营媒体有公共性吗？
媒体作为私营公司或公有机构，从本性上及绝大部分活动上来看，是在公共领域之内，尽管它们可能与市场领域或国家领域有重叠，很大部分的公众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解释、操控，甚至由媒体来构成的。当媒体组织是国有机构时，它们是一只脚踏在国家领域，一只脚踏在公共领域。当媒体组织是私营机构时，它们和别的公司一样，是立足于市场领域。但是，媒体不论是私有或公有，它们的活动都显然在公共领域（[美]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1页）。
以英国为例，公营的BBC和私营的其他广播电视媒体以及私营的报刊分属于公共领域中的精英、中间和大众（通俗）子领域。
报刊和广电媒体虽为国有国营，但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公共性因素在增加，其中信息和言论空间较大的新兴媒体互联网的作用日益凸显。
总体而言，行政力量趋于消退，市场、大众和媒体专业力量在增强，四种力量有了博弈的可能。
公共领域视野下媒体的监督功能
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公民行使自身权利、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和批判性审视的平台。因此我们认为，新闻监督的本质在于，它是行使自身权利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功能。用美国开国元勋之一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正是“看门狗”的角色使新闻事业成为“自由的防波堤”。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社会与俄罗斯这样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俄罗斯等转轨国家，传媒的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一方面扩大了对政府进行新闻监督的空间，增加了从事黑幕揭发类报道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对传媒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加上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有可能出现传媒的“双重封建化”，即传媒成为政府和市场拉拢或打压的双重对象。或者传媒卷入党派政治，充当党同伐异的工具。转轨国家往往还滋生出大大小小的黑社会，对于新闻记者而言，往往成为世界上除了战争以外工作环境最危险的地方。而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让我们感到社会转轨的意义和复杂性，尤其是大众传媒如何充当社会转轨的守望者，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它们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流弊
◆市场失灵
◆企业内部组织的非民主性质
（1）集权制
（2）家长制
（3）运作非透明化
◆引诱媒体的商业化趋向
◆跨国公司可能的危害
◆在中国法治不健全和官商勾结
全球市民社会与跨国新闻监督
全球知名反腐败公民组织“透明国际”2002年行贿指数调查表明，最肆无忌惮的腐败发生在公共工程/建筑领域及军售和国防采购部门，其次是石油及天然气、房地产、电信、发电及输送、采矿、运输/仓储、医药/医疗、重工业制造、银行及金融、民航、森林、信息技术、渔业、轻工业制造和农业，外国公司在这些部门里竞相进行行贿，其中俄罗斯的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行贿机率极高，中国其次。
“透明国际”《2005年全球腐败报告》称，“公共建筑工程领域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据“透明国际”估计，全球每年的公共建筑工程开支高达32000亿美元，由于贿赂至少使得工程造价增加10%，全球每年因此造成的损失达3000亿美元之巨。
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全球公民社会的现实及其理论正在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是对发达国家资本扩张和腐败全球化的跨国性新闻新闻监督，其中全球知名精英媒体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INGO）的作用日益突出，互联网也越来越显示出及其强大的功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监督以及被监督国家的“信息主权”和“干涉内政”一类的传统说辞。
财经领域本土和跨国新闻监督的必要性
◆新闻监督：以公共领域制约政治领域和市场领域
◆跨国新闻监督
◆全球市民社会与全球性新闻监督
◆国内外优秀媒体的实践：市场领域监督对象以大企业、上市公司、红顶公司、跨国公司为主
跨国新闻监督与经济报道个案一：“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
◆“石油换食品”计划始于1996年底，目的是允许伊拉克出口石油以换取粮食、药品等民用物资，缓解因联合国制裁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该计划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人道救援项目，2004年11月终止。
◆ 有关该计划存在腐败和欺诈的传闻始于2004年初。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星期日电讯报》、《金融时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意大利的《二十四小时太阳报》等媒体都纷纷报道了此案。
◆ 安南父子受牵连，仍在调查中。
跨国新闻监督与经济报道个案二：南非自来水私有化——谁控制水管？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广播电台鲍勃·卡蒂（Bob Carty）报道，2003年2月9日。
◆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后，新政府发起了一项供水运动。但是该运动包含了水的私有化模式，既向民众收取水费。这项政策引起了民众的愤怒，甚至带来了死亡。自来水作为一项公共设施，自来水费若是超过民众日常收入的5%，民众就会拒绝交纳水费。对南非的很多穷人而言，水费占到了他们收入的20%。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无法支付水费，于是他们的水管便被强行切断。2001年在南非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发现：1994年以来，近100,000人被停止供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从被污染的河湖里提水。这导致了2001年8月发生的严重霍乱。有300人死亡，350,000人被感染。南非水利部部长麦克·马勒宣称政府无力提供免费的自来水，并否认这次是水的私有化造成的结果，认为这仅仅是南非每10到20年就会发生的霍乱中的一次。而这次霍乱造成的受害者人数却是上一次的10倍，而南非政府对富人实行了大量的税收减免。政府官员和该政策的支持者们将责任从政府政策推到了人们的态度上，认为民众在白人统治时期形成了不交纳水电费的传统。缺水的人们只能在黑夜时偷偷接上水管，这使得外国公司也不敢轻易再在南非投资设立水厂。人们更加缺水。
◆这一切激怒了民众，在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期间，约翰内斯堡的20,000名示威者上街游行。鉴于霍乱的教训和民众的强烈抗议，南非政府决定向每人提供最低供水保障，既每人每天25升水。现在民众只能每天排队从公共水管接水。他们中很多都是妇女、女孩头顶25升水或用手推车运水。即使这样，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这项政策。
跨国新闻监督与经济报道个案三：《危险的生意》
2002年夏秋，加拿大广播公司、《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电视节目《前线》(Frontline) 对世界最大钢铁管道和水管制造商之一麦克韦恩公司的联合报道。
◆麦克韦恩是美国最危险的雇主之一。然而他的家族是如此的隐秘以至于连总部的建筑都没有任何标志，即使是与其常来常往的商界领袖都从未见过麦克韦恩的经理人员。
◆自1995年以来，已有9名工人死于麦克韦恩的铸造厂，而且有记录的受伤工人至少有4600名。几年来，雇佣了五千余人的车间就已经因为健康问题和安全设备违规问题被传讯四百多次。另外，这个工厂有着制造业最糟糕的安全记录和全国最高的受伤记录，公司还有着大量影响环境的记录。
◆报道分别获得报纸、电视多项奖：普利策奖、皮博迪奖等。
跨国新闻监督与（政治）经济报道个案四：阿根廷庇隆政府曾为纳粹洗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纳粹分子逃亡阿根廷，受到当时阿根廷胡安·庇隆政府的庇护，这已不是新闻。但最近德国一名记者经过调查发现，阿根廷政府不但庇护了纳粹余孽，还成为纳粹德国一些公司的避难所，使得这些公司资产免遭盟军没收。
◆德国记者加比·韦伯（Gaby Weber）撰写了一本新书，名为《德国联系：纳粹财富阿根廷洗钱》。在书中，韦伯提出，当时的庇隆政府帮助德国公司将非法聚敛来的财富转移到阿根廷，再把这些财富从阿根廷转回德国。
◆在战后10年时间里，德国制造的汽车、卡车、大客车、机器、甚至整个工厂源源不断地流入阿根廷。购买这些设备的钱后来帮助德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奇迹。
◆韦伯的新书花了很大篇幅分析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制造公司在洗钱活动中获得的好处。除奔驰公司外，还有许多公司从中受益，包括电子、铁道设备、拖拉机、电视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生产商。
◆“无法估量1950－1955年期间在阿根廷发生了多少洗钱活动，”韦伯说，“可能总额超过10亿美元。”
跨国新闻监督与经济报道个案五：日本“水俣病”
◆水俣病是因为最先在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水俣市发现而得名的，是因工业污染而产生有机水银中毒的疾病。
◆1988年，IPCS(鉴定有毒物安全性的国际机构)发表了成年人的头发水银值超过50ppm的标准，加拿大、新西兰、伊朗发表的报告中，提出对于怀孕女性会对胎儿产生影响。但是，日本当时的环境厅却把这个报告秘而不宣。《熊本日日新闻》（以下简称《熊日》）的记者高峰武把学者原田正纯得到的内部文件公布于众。
◆高峰在平成14年（2002年）熊本学园大学的第六次水俣病报告中，指出：日本新闻史的第一次相关报道出现在昭和29年（1950年）8月1日的《熊日》“资料提示”《猫抽风全部死亡 水俣市茂道 因老鼠的激增而悲鸣》；《熊日》的相关报道可分为5个时期：1.1956年-1959年：水俣病正式发现并由此产生慰问金协议。2.1960年-1968年8月：空白的8年，这期间出现新泻水俣病。3.1968年9月-1973年7月，政府开展公害认定、审判争论、补偿协议。4.1973年8月-1995年：未被认定患者的斗争、政府的解决方法。《熊日》把这个报道持之以恒的传承下去。1951年5月16日对于水俣病正式患者被送到保健所的相关报道《孩子得奇病 是同一病原吗》。报纸上第一次出现“水俣病”这个词是1958年8月。
◆空白的八年 在这八年中，虽然也有数件报道，但是解决问题的报道大幅下降。
◆在这期间，世界知名新闻摄影大师、《生活》杂志二战战地记者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1918-1978）因为他的富于同情心的图像和作为摄影师的对于技术和社会责任感的不妥协立场而受到高度尊敬。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从他作为一个战斗的摄影师的早期工作——关于水俣病的图片报道（photo essay），史密斯提倡摄影师的权利要超越编辑对于图像、标题和印刷展览正文的控制。
史密斯和水俣病患者图片：
警惕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和双重封建化
由于公、私两个领域的联合，不仅政治机构在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承担一定的功能，而且与之相反的社会权力也获取政治功能。在中国，原有的人治因素没有消除，“去封建化”任务没有完成，借助法治的不健全和“正面宣传”的幌子，广告和公关却已大举侵蚀媒体，表现为广告经常以新闻的形式刊播，背后是红包现象盛行和头戴各种新式花翎的商人制约和豢养媒体。这会导致媒体乃至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和双重封建化。
具体而言，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表现为：
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于融合。
②家庭内心领域和文学公共领域走向消失。
③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被社团组织或政党所取代。
④公共领域已经成为利益竞争的场所。
⑤公共领域中的大众传媒受到政府权力和私人势力的双重宰制。
⑥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受到破坏。
⑦社会共识与公众舆论被精心策划。
⑧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被操纵。
传媒双重封建化表现为：
传媒受制于传统人治因素与开放中再封建因素侵袭共生的严峻现实；传媒面临这种双重夹击，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衡作用经常被否定，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新闻自由——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以致于新闻传播迟迟不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导致了传媒的再封建化。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而某种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以致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
个案：为企业立传与记者职业立场
2005年4月13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何磊
•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企业史”的作者，基本上是在各个媒体供职的记者、编辑。“在中国，许多大企业、大老板都给自己树碑立传，许多有名气的记者都给大企业树碑立传。”一名财经媒体的记者说，小记者给企业写消息，大记者给企业写传记，这已经成为财经媒体的一道景观。
• 或许正是“热销”的缘故，企业书为许多出版社所青睐。记者从中信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环球企业家》杂志记者吴阿仑所著的《105亿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刚刚印刷完毕。此外，下个月，这家出版社还将有“一堆”关于企业的书要出版。
• 有人羡慕这些能拿到高额版税收入的记者，有人虔诚地捧着这一本又一本企业史，但也有人避之惟恐不及。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说，记者和作家一定要爱惜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声誉。他说，西方的记者，连企业的饭都不敢吃，更何况给企业树碑立传。
• “我相信没人会请我，但即使有人请，我也不敢去写。”曾有过多年记者经历的展江博士说，记者、作家的职业属于公共领域，一旦与资本亲密接触，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出让了。他说，企业是利益集团，以赢利为目标，与他们过于亲密，有悖于记者和作家的独立立场。
• 系统研究过西方新闻史的展江博士介绍，在西方，记者、作家揭露一个企业或财团的发家史，是主流，但为企业树碑立传则是极其罕见的。他奉劝国内的记者、作家，面对企业的邀请，一定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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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淑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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