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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被再度热炒的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各方人士终于等到了“最高”的声音。
5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会见美国商会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但首先考虑的是宏观经济环境、企业承受能力、金融改革的进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实际情况，“不屈从外界的压力，任何压力和炒作，把经济问题政治化，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温家宝表示，我们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只要条件具备，没有外界压力我们也会主动推进汇率改革；如果条件不具备，即使外界施加巨大压力，我们也不会贸然行事。
事实上，此前不久，央行的副行长吴晓灵和行长周小川已经分别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中国高层官员的相继表态中，“条件”和“压力”成为两个关键词。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汇率改革的步伐将权衡改革的条件是否具备，而不会屈从于外界压力。
所谓“外界压力”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参议员舒默一个月前提出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汇率报复案”之后，时下一个最流行的建议是：改动美国的贸易法。
“他们现在要求改变贸易法，使得对于那些非市场国家的商品，只要是受到政府补贴的商品都要加以关税。这个是有可能是被通过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国际贸易与外国金融事务专家韦恩·莫里森说。
“条件具备”论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温总理的讲话并没有给出近期不调整汇率的明确信号，但不屈从于欧美的压力，把内部结构性问题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并兼顾周边国家的利益的做法是明智的。
在温总理简洁的表述中，其实已经提到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启动的几大关键因素：宏观经济环境、企业承受能力、金融改革的进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对周边国家、地区以至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
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将决定中国汇率改革之门在当下是否打开。
然而，判断不易，争论依旧存在。
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理由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后，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回升，通胀平稳回落，进入一轮强劲增长的经济周期；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外汇储备充足，财政状况处于相对较为宽裕的局面；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进口强劲增长；美联储在今年连续5次加息，美元货币相对疲软。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认为，国内需求比较旺盛会部分地抵消出口部门萎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汇率调整的成本会较小，而大幅增长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更为从容地采取各种措施补偿在汇率调整中受损的主体。
“汇率改革的条件实际上已经具备，不会对企业出口造成毁灭性打击，也不会对银行体系造成很大震荡。”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提出的条件过于强硬，强硬的时间、强硬的幅度，中国不希望给人留下一个迫于外界压力被动调整汇率的印象。”
人民币升值会否对出口企业造成致命打击，一直是改革汇率机制过程中高层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在4月底召开的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就表示，决定汇率机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企业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那些出口贸易业务比重较大的企业。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在基本汇率机制下操作，如果汇率机制改变的话，将立刻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双重风险”论
反对者认为，金融业改革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汇率机制的改革时机。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在中国银行业改革尚未完成时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是在冒双重风险”。他分析道，中国政府正在集中他的金融资源和财政资源，集中力量去解决四大国有银行包括资本市场的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汇率机制，势必对外贸、就业、物价产生影响，政府必然需要分出财力来解决外贸企业的问题和国内就业的问题。“没有必要同时在两线展开，而且国有银行的问题显然比汇率问题来得更为紧迫，毕竟有2006年的大限。”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深知，作为汇率形成的基础，外汇交易市场的不健全也是重要的掣肘因素。“没有市场，货币的汇率价格不正常，你怎么知道该怎样调呢，又凭什么说往哪个方向调整呢？”钟伟说。
他认为，当前首先要做的是增强汇率弹性和重树市场竞争机制。第一步是从改革外汇交易中心模式开始，形成一个外币的基期市场；第二步是本外币的基期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市场化的本外币的基期汇率；然后引入远期、互换和期权类产品，央行再根据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基期汇率，以及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利率差异制定远期的基准汇率；然后进行人民币远期、互换、期权之类的交易，然后形成合理的有效的远期汇率。
魏本华亦表示，如果真的要实行浮动汇率机制，资本账户应相对比较开放。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资本账户包括30多项交易项目，而我国约有10多项是全部开放的，还有10多项是基本不开放或者少部分开放。
近日来自市场的一个正面信号是，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将于5月18日开始试点做市商制度，对于推进美元做市商制度建设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实行美元做市商制度后，将引进商业银行在外汇市场进行双边报价，使央行不再是外汇市场的唯一买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储备的外汇就会部分流到美元做市商手里，减轻央行的外汇占款压力）。
而里昂证券中国研究部负责人李慧16日表示，目前影响人民币币值走向的因素很复杂，但至少在七部门关于房地产业的新政策的具体措施落实之前，人民币汇率不应该调整。
她认为，境外一些赌人民币升值的资金进入内地后投入房地产业，不光是在房地产业捞一笔，而且想坐等人民币升值的好处。这给人民币汇率调整带来不好的外部环境。
美国式压力
关于条件是否具备的争论依然在继续，而来自外界的压力丝毫没有放松。按照计划，一个月前由美国参议员舒默所提的“汇率报复案”，将要在7月底之前送到参、众两院进行投票表决。
“其实这种手段是非常典型的美国政治，他们不是向中国施加压力，而是向白宫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国际贸易与外国金融事务专家韦恩·莫里森（Ｗａｙｎｅ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对记者说。通常，当参议院觉得白宫对外政策显得太弱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这样的手段，不管这个法案是否被通过，仅仅是提出来，就已经向白宫施加了压力。要求白宫在此问题上要变得更加强硬。
“事实上，舒默议案是最强硬立场的代表，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真正对中国的所有出口商品征加27．5％的惩罚性关税。他是希望介于议案和目前政策之间的一种状态。”韦恩·莫里森说。
他认为，舒默提出议案的目的是在于引起美国和中国政府双方的注意，引起注意之后能够将其推向一个中间的位置。因为他不希望达到27．5％的惩罚性关税，万一达到的话，他将会使美国无法向ＷＴＯ解释，因为议案违反ＷＴＯ的规定；第二，如果真是这样，他也会使美国广大消费者生活成本大幅增加。所以舒默提出这个议案之后，已经达到了引起注意的效果。
“问题是，它目前只是一项议案，还没有通过参众两院的表决，也没有总统的签字，所以说，目前它不是一个法令。布什总统已经在公开场合表态，反对这项议案。”美国贸易代表中国事务助理查尔斯·费里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ｅｅｍａｎ）在他的办公室对记者说。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国际贸易与外国金融事务专家韦恩·莫里森（Ｗａｙｎｅ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也对记者说，“我不认为这个议案将会被通过。”他指出，议案真正的作用是在强迫国会寻找介于两者之间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法。
那么，什么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另一种解决方案？
在舒默议案不可能被通过的情况下，时下最流行的建议是：改动美国的贸易法。“美国现行的贸易法中，原没有要求对于非市场经济的国家所出售的商品，因为受到政府的补贴低于销售成本的商品进行课税，但是他们现在要求改变贸易法，使得对于那些非市场国家的商品，只要是受到政府补贴的商品都要加以关税。这个是有可能是被通过的。”韦恩·莫里森说。
现行美国贸易法，其中一条是对于得到政府补贴的进口商品课以关税。“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中国的市场成分有多少，中国已经被自动算到非市场经济国家之中。”他接着说。
一些议员正希望通过这样的立法，来进一步向中国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施压。而美国政界一些人士认为，国会对白宫施加的压力已经开始作用了，原来白宫的态度是，“我们认为中国在将来的时间应该重新考虑货币的汇率问题。”而现在的说法已经变成了“中国已经准备好了”。这是白宫态度上的巨大转变，包括新被提名的贸易代表，他已经承诺了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度，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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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田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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