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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公司及员工接受采访（按公司中文名称排序）
登喜路亚太区总裁John Durnin，市场推广总监陈 女士 浪琴表中国营业及市场推广副总裁李力先生Dennis Li 路易威登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施安德先生Christopher Zanardi-Landi 上海美美百货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顾麟伟先生 万国表亚太区总裁颜钿洱先生Etienne de Gramont 萧邦表亚太区总裁Roland Buser
感谢Gucci Group Limited提供支持与帮助
奢侈品与中国的订婚仪式正轰轰烈烈上演，而婚礼能否如期举行，还需要长时间的磨合与考验。
如果你问那些世界顶级制表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期待，他们可能会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别的没有，时间有的是。” 对于真正的奢侈品来说，他们不怕等待，因为相对于百年的历史，刚刚进入中国的几年实在微不足道。曾有好心分析人士提醒奢侈品牌，中国市场太庞大了，机遇的背后也是风险重重。而奢侈品牌则会自信地说：“我们会小心，扩张的时候懂得节制，因为我们要保持高贵的血统。”
为血统而战
欧洲市场没落，中国市场风景独好。面对媒体对奢侈品市场迅速膨胀的一篇篇报道，我们曾一度怀疑，奢侈品牌在中国市场是否会迷失方向。而通过采访我们得知，事实其实比想象简单。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一般说来，一个品牌在一个店如果一年的销售达不到100万，他不会考虑开第二个店。顶级品牌更应该如此。所以你看到现在无数品牌开了这么多店，背后的确有强大的消费做支撑。” 据业内人士透露，LV在一家店的月销售额就能达到四五千万。中国市场还是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看来阿曼尼(Armani)计划于2008年之前在内地增开20～30家新店也是谨慎之举。
“折扣”这个奇妙的字眼最能从侧面反映奢侈服饰品牌的不同策略，尤其是每年的特卖时候。据上海顶级品牌商场美美百货董事副总经理顾麟伟介绍：“美美每年有2次特卖活动，每次特卖4天，第一天是VIP专场，销售额都能维持在300万左右，占整个特卖的20%～30％。很多国际顶尖的品牌都会参加，包括Gucci、Ferragamo等，而像阿曼尼(Armani)也会到我们这里来。而这些品牌在外面一般都不参加。因为我们实行会员制，顾客的质量可以保证。我们的折扣一般在4折以下，2折以上。过去多是2折，现在3折、4折比例很大。因为这几年品牌对国内市场越来越了解，对货源的控制越来越好，甚至还会出现特卖时价格上涨的情景。Gucci一般第一天就几乎卖完了剩货，第三天就不参加了。”
当然，各个品牌走的路线不同，决定了他们采取的方式也不同。比如路易威登有少量产品是限量生产，假设一个款式说是5年的，每一年只生产1000件，在全球发售，不会多生产，卖完了就只能订货，顾客明年买可能就贵一些。5年之后这个款式没有了，推出新款供选择。限量的产品自然没有清货一说，路易威登就是用这种方式维持着其高贵的血统和品牌形象。而同样的高端品牌爱玛仕(Hermes)也采取订货的方式。
大多数品牌都会参加特卖活动，也不会认为这种举动就降低了身份。当然，据说也有极少数的品牌在季末剪掉或烧掉剩余的衣服，像极了经济危机时个别企业将剩余牛奶倒掉以维持利润的举动。
由此看来，在奢侈品牌眼中，中国是遍地黄金的天堂没错，但他们却很小心地挖掘。爱玛仕在中国开了3家店，当有人建议爱玛仕总裁2年开20家店时，他满脸疑惑地说：“不是吧，我在整个欧洲也没有这么多家店。”爱玛仕因其高贵姿态被业界称为最顽固的奢侈品牌，另一个讯息是，他在中国是赢利的。
金字塔顶尖之顶尖
关于奢侈品究竟谁在消费，曾流行这样一个小故事。在上海工作的女孩们，她们月收入不过2000元－3000元，但是她们会攒下半年的工资去专卖店买一个路易-威登的包，然后拎着这个包去挤公共汽车，走路上下班。这是现阶段中国奢侈品消费人群的一部分特征。因此有人质疑，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享用路易威登的时候，他还是奢侈品吗？路易威登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施安德自然不以为忧，他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对自己品牌价值的认同。
在中国奢侈品市场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李力也认为，这还构不成矛盾，李力是浪琴表中国市场推广副总裁。“这个问题要看比例。假定现在有100万人来消费这个产品，绝对数字很高了，但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这100万已经是金字塔顶尖的顶尖了。而与欧洲、美国相比，这个比例还小很多。所以他们的消费肯定不会降低奢侈品的概念。”
当然，攒半年工资买路易威登的包却不知道路易威登创始人故事的消费群体，并不是奢侈品理想的顾客群，而这部分人在中国还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最认同的仍是那些最有名的产品，或者因为他们进入的早，或者因为他们做了大量的广告和公关工作。万国表亚太区总裁颜钿洱举了个例子：“如果你去德国，最好的品牌是奔驰，而在中国内地奥迪是最好的。在欧洲，是奔驰，在香港，是奔驰。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最好的手表是OMEGA，很少有人知道IWC更好。所以我必须要花长时间向消费者解释。”
谈到中国的消费群体，登喜路市场推广总监陈 感慨颇深地说：“目前看来，中国消费者眼中的奢侈与西方是两个概念。比如说西方人认为的好房子，是有好的地段，有好的景观，设计精致，结构合理，质量上乘。在巴黎很少有新的楼盘，如果你看到一个新楼盘会很惊奇。在中国，很多看上去很气派的高楼，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奢侈品，因为他们只注重外表却忽视了很多细节。中国的消费群体还有待于进一步成熟起来，但勿庸置疑，这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分我们理想的群体，不过这个数字不便透露。”
所有奢侈品牌都对中国市场寄予了厚望，而且这种厚望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像顾麟伟所说：“只要国家整体的开放方针没有大的变化，这个热潮可以延续10年，10年以后到了某个高度和水准，可能会稳定一下。因为资产还在进一步分配，个人可支配的财富将会越来越多，总有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东西。”
而奢侈品牌所要做的就是慢慢培养这个市场，万国表亚太区总裁颜钿洱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说过的唯一一句中国话就是“一步一步来”，而且还说了两遍，他似乎深谙此道。
信息块：
据高盛测算，2004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额占全球销售额的12%，其中2%来源于本土市场，10%来自海外旅游市场，而海外市场消费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中国财富》调查表明，奢侈品今后5年在中国内地的增长速度将保持在50%左右。中国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买家。
登喜路：细节与众不同
孙杨/文
登喜路赞助中国男足，这岂不是太傻了？
登喜路(Dunhill)赞助中国足球国家队，并且为国家队队员量身制作正装。有人说男足在国内的表现只会给品牌带来负面影响。作为英国古老的奢侈品牌，登喜路究竟做何考虑？
登喜路市场推广总监陈 说：“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更看重足球背后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行为。足球在英国是一种文化，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在英国我们赞助切尔西联队。我们希望通过赞助活动进行文化交流。苏格兰的高尔夫文化也非常重要，在那里我们赞助全世界最大的高尔夫比赛。还有赛车节，登喜路是做汽车配饰起家的，与赛车更是有渊远流长的关系。”
登喜路的布道
奢侈品承载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物质的范畴，文化非常重要，尤其对于一个有历史的品牌来说。奢侈品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也是把品牌所承载的文化带到中国并在中国寻找共鸣者的过程。这一方面登喜路做得很成功，2002年在北京科技会馆做的Dunhill展览，是登喜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步，因为很多中国人通过那次活动认识了登喜路，人们也见到了以穿紧身服出名的猫王身上的打火机，还有毕加索刻上情人头像的打火机。登喜路很看重这种历史的沉淀。在公司有一个职位，登喜路博物馆的馆长，他负责每一年从各大拍卖会买回登喜路的东西。前一阵一个拍卖会上拍卖刻有登喜路头像的烟斗，公司里的人就说一定要把它买回来。登喜路刚刚买回了1916年自己生产的汽车。
2004年登喜路在中国的推广力度非常大，登喜路开始对已有的一些店铺进行重新装修，另外，也加重了媒体宣传力度。John Durnin说，除了一些高质量的印刷媒体，在过去的12－18个月里，上海一些位置非常理性的户外广告也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冲击力大而醒目的户外广告，很适合奢侈品牌所追求的创新性。”
而2005年登喜路即将全面展开的“大使”活动，则从人的精神层面与中国消费者进行进一步沟通。登喜路作为男性品牌，顾客群应该是有成就的、成熟的男性，具有冒险和创新的精神。陈说，第一批大使有王石、陈凯歌、谭盾、还有外滩三号的创办者李景汉。“很多人的故事让我很感动”，陈说，“王石说他的腿有毛病，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所以选择登山。我觉得这种精神与我们的精神很契合，冒险的、挑战自我的。还有我想说李景汉，我看到他时，他说不想再谈外滩三号了，现在正在全力筹备北京的另一个项目，他让你感觉到很有新意。此外，他还是个狂热的飚车者，他曾对我说，在我们巴黎的旗舰店里看到一款黄色的大衣，太美了，穿着它骑摩托一定特别享受，不过很遗憾没有他的号。这件衣服还没有进中国，全球只限量发行5件。他说话的神情让我感到他是如此地热爱生活、追求完美。所以我很想把我们大使的这种精神传达给消费者，连同我们的品牌精神一起。”
追求细节
John Durnin说：“奢侈品是考虑细节的，因为美和细节而与众不同。男性对细节的要求可能更多，更加追求完美的品质，更在意实用性。登喜路既关注产品的外观也非常在意功能性。这在我们全新的皮具Motorities系列和最新腕表系列中尤为突出。”在刚刚结束的登喜路2005年春夏新品发布会展示的新品中，其中一款挎包的背后有几个小孔，这是专门为了手机而设计的，手机装在包里也可以听到响亮的铃声，就不会漏掉重要电话。这只是一个小细节。还有一款休闲男装的兜非常之大，除了装手机、钱包等，还可以装几本杂志，很实用。这是登喜路一贯的传统，当年在汽车里设计的车用打火机就非常方便，司机驾驶时不用迁就打火机，用嘴凑近即可点燃。
进入中国之后，登喜路曾发现中国男性多喜欢带现金在身上，这与西方不同，于是他们专门为中国男性设计了一款手包。追求细节除了体现在产品设计上，还体现在与消费者的沟通上。比如说登喜路的网页就有简体版和繁体版，方便内地和香港的顾客阅读，这是很多品牌没有想到的。而其他品牌如果有好的举措，比如使用手册出了中文版，登喜路也会学习。 陈说：“了解市场最好的渠道是通过自己的客户，我们定期做客户调研。收集所有的反馈，每期产品出来也会去市场收集反馈意见。有时候是中国自己在做，有时候是整个集团的行为。历峰集团有专门的调研部门，有对中国所有主流人群的调研，我们经常进行小组讨论，还会做一对一的面谈。”
登喜路进入中国已经12年，现在店面已接近60家。除了沟通文化和诠释细节，他们也十分重视培养潜在的客户，比如为iPod专门生产皮套，让年轻人很早就使用登喜路的产品，接受登喜路的文化。
路易威登：精确制导的法式奢华
孙杨/文
尽管全世界有无数人疯狂追捧路易威登，它开店时仍是小心翼翼。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施安德都在强调路易威登的精确控制，无论是生产方面还是销售方面。路易威登所有的产品都是在欧洲生产，采用垂直管理模式，先是选料，然后拿到工作室制作，再把产品运到专卖店销售。
路易威登对专卖店的数量也有严格控制。施安德说：“我们进入中国市场13年了，总共开了13家店，很多人说我们速度也不够快，开店的规模也不够大。但我们从不以速度取胜，我们要保证所开的每一家店都符合全球标准，从我们在北京王府饭店开的第一家开始。”路易威登进入中国的最早落脚点是一些五星级酒店，北京的王府饭店，广州的中国大酒店，上海的波特曼酒店，大连的香格里拉酒店、成都的喜来登酒店，勿庸置疑，这里的客人比较高端，可以保证市场环境的正确性。随着奢侈品牌不断涌入中国，各个品牌都在自己中意的城市中意的地方开设无数的店面。施安德表示，路易威登从来不因其他品牌的压力而去开店。
“如果开店速度过快，你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回顾已有的专卖店了，他们的经营状况是否很好，是否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路易威登现在在上海恒隆广场的全球店其实就是回顾的结果，原来在上海商城，也就是波特曼酒店下面的店面经营状况非常好，后来旁边的恒隆开业，路易威登也就顺理成章地移到了恒隆。2005年，大连专卖店的面积会翻一倍，11月份，北京国贸专卖店也会从200平米扩展到1200平米，成为路易威登中国的第二家全球店。“大连、成都、北京店已经好多年了，我们还是在不停地关注。”
而为了保证每个店的销售质量，路易威登会把所有的销售员工送到巴黎参加培训，让他们了解品牌的历史和文化。员工到了巴黎之后，还可以给当地的销售人员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因为巴黎的专卖店也是无数中国游客光顾的地方。回想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路易威登是从国外引进员工，而现在方向正好相反。就像一个轮回。
奢侈城堡行状录
孙杨/文
如果想了解奢侈品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历程，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听老牌奢侈品渠道商的自白。
“1994年我们刚开店的时候，顾董的工资也就几百块人民币，当时有顾客到我们店来，惊讶地说：‘天哪，一件衬衫要100块！’其实他还看错了，标价是1000块。”美美百货市场推广经理王竹说。这就是奢侈品牌最早落脚上海的情景写照。
美美百货的见证
在上海，很多人都知道，提到奢侈品的购买之地，恒隆广场是外地游客的天堂，美美百货吸引更多的则是本地老顾客。美美百货位于上海市淮海路和常熟路的交界处，环境相对优雅宁静，与徐家汇、南京西路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冷清。而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是使馆区，又是文艺界人士、海外人士、归国华侨、高级干部的聚居地，这个特性也成为美美百货最开始定位的重要因素。作为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顾麟伟在美美百货项目开始筹建时就已参与其中，谈到美美的定位时他感触颇深。
“那个时候对高档百货这个定位大家都有些担心，但是如果不做这个肯定得死。1992、1993年间，大型中档百货出来一批，像太平洋、新世界等等。如果我们跟他们直接竞争必然会输，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商业中心，客流量非常少，但这个地区又很有特色。我们跟香港的连卡佛合资，他们也有做高档百货的意向，于是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定位，一直至今。我们很幸运，有十几个品牌最开始进入中国就选在我们这里。”
万事开头难，最开始做奢侈品渠道时，很多品牌都不愿意进来。那时候大品牌都在五星级宾馆开专柜，比如王府饭店、锦江饭店、希尔顿等。美美最开始并没有几家最顶级的品牌进入，最好的是Ferragamo，Ferragamo在香港与连卡佛集团就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最初进入的品牌情况都差不多，很多都是连卡佛代理的品牌，包括圣罗兰、ESCADA、Dunhill等。我们的品牌也是经过不断调整才形成今天的状态。最开始还有金利来和皮尔卡丹，进来半年，一看不对他们就走了。初期还有化妆品，像香奈尔、伊丽莎白雅顿等，1995、1996年间，百货店增多，而这些化妆品单件的价格比较低，在新开的百货店都有，他们在这里的功能也就消失，所以我们做了一次大调整，去掉化妆品。”1995年下半年和1996年上半年，美美迎来了古琦(Gucci)和普拉达(Prada)，两个让美美锦上添花的品牌，这使美美更加确定了自己的高端定位。
倾家荡产争面子
美美店面最大的是Gucci，不过也只有200平米，Gucci总裁过来时说，除了在意大利，Gucci在各地的店，美美是最小的。Gucci在波特曼酒店的店面就有800平米。老牌的高档百货商店美美势必要面临这样的事实。而随着消费迅猛增长和奢侈品牌的扩张，奢侈品渠道遍地开花也是顺应规律之势。从上海南京西路一路走过去，久光百货、波特曼酒店延街店铺、恒隆广场、中信泰富，极尽奢华之能事。截至去年8月底，南京西路已经集中了458个国际品牌。北京的国贸商城、王府饭店也不甘示弱地诠释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顶级商场远不止于此，但是业内资深人士透露，国内奢侈品商场大多数日子不好过，并不是因为消费支撑不够，而是因为很多商场为了吸引国际品牌的入驻，倒贴的嫁妆实在是太过丰富，丰富到自己几乎无法承受的地步。
商场从品牌获得的收益主要包括租金、抽成和保底。抽成比例大概为10％，根据品牌的销售额有所调整。而很多商场收取的费用要远远低于此，保底也经常被免去。另外，装修费用基本都由商场贴补给品牌，这个就很恐怖。一般一个柜台装修少则100万、200万，据说某市一个店就贴了2000万的装修，2000万要赚多久？很多商场基本原则就是你能来就好了，给出的条件足够优厚，优厚到让品牌欲罢不能，即使周围环境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也会顾不得面子而进去了。
瑞士表：传承是奢侈的最终定义
孙杨/文
在人们心中，钟表制造非瑞士莫数。
如果登喜路诠释的是美和细节，路易威登诠释的是排他和特例独行，那么顶尖的钟表品牌最适合诠释奢侈品传承的特性了。就像万国表亚太区总裁颜钿洱所说，很多人买手表是用来传承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万国表：重拾70年前的生意
万国表曾为飞行员设计的产品，表链很长，因为飞行员不是戴在手腕上，而是戴在外套外面，这样开飞机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方便地看时间。
作为世界10大名表的万国表进入中国2年多，已经拥有很多忠诚的顾客。在波特曼酒店的咖啡厅里，颜钿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小故事。“那是大连的一个小伙子，有一天带来一块70年前出产的腕表，是他祖父留给他的。6个月前，他出了一场车祸，表的一边被撞变形了。因为是70年前的表，这边也不知道该怎样修理，就运回了瑞士。后来我们用黄金给这只表镶边，为他创造了一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表，他看到后非常高兴。就这一款手表，我们的制表师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只是修缮这一只表。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态度，也是我们品牌价值含量高的原因。” 在颜钿洱看来，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购买一种高质量的服务，而且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服务，你在伦敦买的表，到了巴黎出了问题，在当地就可以修。而且过了30年、50年同样可以，这对顾客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和满足。
“奢侈品不是你能看见的，而是你看不见的东西。不管是月亮盈亏显示，还是声音报时功能，里面都含有很复杂的原理，你不用看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精妙。所以我们的顾客一定是对技术有着浓厚兴趣的人，甚至是技术的狂热信徒。而且有的顾客会拥有2到3块万国表，他可能35岁的时候买了我们的产品，然后过几年又买了另一款，因为我们产品线非常丰富，经典的、运动的、潜水的、飞行的，总有你非常喜欢的产品。”
“我们不是大众奢侈品，而且我们必须要保证已建店发展的更好。”而奢侈品牌在中国的宣传途径自然会有所不同，奢侈品更看重圈子营销，经常举办一些活动。万国表刚刚把在瑞士的设计师请到中国来，把整个复杂的制表过程从头到尾展示给中国的意见领袖、时尚引领者和记者们。万国表进入中国的时间不早，颜钿洱已经做好了慢慢培育中国市场的准备，“为什么在欧洲、在香港万国表发展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已经在当地四五十年了。”“我有的是时间”，他开玩笑地说。他今年才33岁，是公司最年轻的高层之一。
萧邦表：按家族意愿生产产品
一个公司由一个家族掌控，从不做市场调研，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全凭自己与谁关系密切，现在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公司了，也许只有在奢侈品行业才会出现这种情景，这就是萧邦表。而这一点正是最吸引制表匠Roland Buser留在萧邦的原因，他现在是亚太区总裁。
“我们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共经历家族两代人，追随的都是家族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的政策很稳定，不会因为换了CEO而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重传统重历史的，整个氛围我很喜欢。”
萧邦表内部就是一个家庭。妈妈和爸爸都已经75岁了，还在继续工作。爸爸负责整体规划，妈妈管收入。女儿主管设计和公关，全世界跑，儿子则主管生产。一家人配合得非常好。在经营方面，公司从来不用遵循什么原则、什么精神、什么企业文化，只需要体现家族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就好。
于是你会发现萧邦表总是做着很感性的事，萧邦推出“Mille Miglia”运动系列表，赞助Mille Miglia老爷车赛，是因为父亲和儿子都疯狂地喜欢车，家族每个人都有很多辆车。为查尔斯王子、歌手卡雷拉斯专门制作系列表，是因为他们跟家族成员都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为艾尔顿·约翰定制手表，一是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二是因为艾尔顿·约翰成立艾滋病基金会，这个家族想要纪念他。
完全凭家族意念行事，如何保证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特殊的经营理念决定了这个企业特殊的哲学。Roland Buser 说：“很多大公司遵循市场调研，根据市场导向生产产品。而我们不会做市场调研，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产品，我的工作是寻找这样的消费者，认同我们的消费者。我们不着急找消费群，质量好的东西一定受欢迎。另外，把手表卖出去容易，但是要发展一个长期市场必须要重视售后服务，这点非常重要。”
家族经营是萧邦表与众不同的地方，而99％的产品都是自己生产则是另一大特色。有的钟表商是自己生产一部分，比如伯爵表，但萧邦是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在生产和设计环节上，然后把销售外包出去。在中国则与每个地区的零售商合作，生产他们的产品。萧邦的第二家专卖店就要开在大连，因为他们与当地的零售商有很好的关系。萧邦在上海的办公室都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例外，一名来自瑞士的制表师，他负责把专业知识带到国内。
浪琴表：最好的广告在销售点
属于斯沃琪(Swatch)集团的浪琴表1992年就进入中国市场，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浪琴表还不算顶尖的奢侈品牌，不过因为进入较早，而且又不断地追加投资，浪琴表在中国消费者心中仍是树立了相当重要的地位。2000年，浪琴表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和销售量都增长为全球第一，而且势头还相当猛烈。
浪琴表在1887年就为中国的一个客户定制过一款产品，1972年浪琴表总裁到中国时，就看好了中国的发展前景。加之总裁本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又非常喜爱，20年后，决定进入中国市场。
李力1996年加入浪琴表至今，目睹了浪琴表的成长经历。“开拓阶段的确很困难。1992年，都是合资表和国产表的天下，浪琴表价位比较高，先不说消费者，说服零售店拿钱进货就非常不易。我们首先与零售商沟通，告诉他们中国的发展趋势，瑞士制造的含义，而且我们告诉他们有广告的支持，有客户服务的支持，零售商自己也希望寻找一个新的增长点，就这样慢慢做起来了。我接手时，当时进入城市16个，现在73个，零售点也从50家增长到230家。”
在谈到销售策略时，李力不停地强调，最好的广告是在销售点，你的形象是给消费者最直接的刺激。“我们要注重每一个细节，给客户一个高档的感觉，要保持全球一致的形象。我们关于手表陈列还有一个小册子，每个销售人员必须按照这个摆放产品。每个系列该怎么陈列，怎样显得错落有致并且有灵活感，我们都有规定。比如说新系列放在中间，高价位放在一起。陈列道具放在一个平面，不能横竖都放。同一个系列摆成三角或平行四边形，这样局部集中，分开之后每个形状又是一个系列。还有如何搭配，怎么挂标牌，新年要做特殊的装饰，这些看似细小的东西其实都非常重要。”
李力认为，对于奢侈品牌，中国顾客很难接受一个新品牌，而一旦接受一个品牌，会很忠诚。“从开始我们就不断的投入，因为回报不是一时的。”
（ 责任编辑：任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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