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按：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夏业良在2002年1月出版的《经济学茶座》第7期发表了《给“张五常热”降温》一文，并在《文汇报》和《南方周末》发表了该文的修订版。夏文认为张五常的学术观点“以偏概全、误导学生”。这些受到夏业良批评的学术观点包括：对数学的反感、反对博弈论的研究方向、反对产权理论中“界外效益”的提法、把整套经济学归结为三个基本点、斯密的《国富论》和费雪的《利息理论》都是后人望尘莫及的经典等。此外，夏文还认为张五常喜欢借名人抬举自己。同年4月，张五常到北京大学讲演，又吸引了大批记者前来观战。其间夏业良提问，张五常作答，事后夏业良表示并未改变看法。
出于偶然，终于通读了夏业良批评张五常的文章，才意识到我是不应该沉默的。是的，我几个月前已经瞥过这篇文章，只是觉得作者不了解张五常，所以没当回事。今天再细看，才体会到作者的弦外之音。我既是张五常的朋友，又认识夏业良，对夏文提到的内容也有了解，所以应该写下自己的感受。
（1）
有人认为，夏业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出名。这样批评不得要领。诚然，说到名声，没有谁是不在乎的。夏业良不例外。看他在网上挂出的个人简历，除了学术文章和经历外，做过什么体面的接待工作，谁称赞过他，他都巨细无遗地罗列。这说明夏业良爱惜自己的名声。这样的人只会衷心直说，不会为了出名而胡诌。胡诌只能博取臭名。
（2）
不过，虽说夏业良率直，但他文中没有一句是就事论事的学术批评。他只是把张五常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罗列出来，在它们前面冠以“在笔者看来，张五常的夸张倒算得上是石破天惊了，比如说……”，或“作为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竟然坚持反对界外效益理论……”，便自以为大“攻”告成了。
试问这算什么批评？难倒你觉得“石破天惊”就是错的？“产权经济学家”为什么就不能“反对界外效益理论”？况且，既然张五常是“坚持反对”，而不是偶然反对，夏业良就更应该打醒十二分精神，去找张五常的推论来研读，而不是贸然指责张五常“竟然”。
事实上，连因产权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Ronald Coase），也是反对界外效应理论的。张五常的老师赫舒拉法（Jack Hirshleifer）曾经写道：“老教授们正在争论着张五常究竟是谁的学生。科斯说教了张五常成本与界外效应（那是说，为什么没有界外效应）（Economic Inquiry, Jack Hirshleifer, October 1998）。”
我不是要由此证明科斯和张五常的观点正确。正确与否是另一回事。我也不打算考证他们谁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谁来领功倒是次要的。我只是想告诉夏博士：作为产权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张五常和科斯一致认为没有界外效应，这竟然是事实。
（3）
以我所知，张五常的那些观点，包括对“界外效应”的批驳，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厘定，对价格管制分析框架的彻底重建，对博弈论和经济学充斥抽象数学的批评，都是他三十多年来苦心磨砺的学术心得和贡献，而绝不是在演讲和散文中的信口开河。
思想可以比说话快很多。这一点在张五常身上格外明显。在交谈时，你一问，他就想到千言万语，结果是支支吾吾，只答你一句最要害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把他的片言只语记在心上，事后反复思量，并一再重读他的论著，这样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一脉相承。我的经验是，不少自以为高明的发问，他往往早就写过答案。
张五常在北大演讲时，夏业良提问“为什么现在的MBA学费比几年前贵，但现在想读的人反而更多？”张只是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夏后来对记者说张五常答非所问。我认为夏业良这次也仍然是衷心直说，但这样的衷心直说，只能表明他尚未掌握需求定律（参考《需求曲线必定向下》，薛兆丰，2001年12月12日）。
（4）
关于“三招变两招”。张五常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局限条件下求利益最大化”，二是“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这一观点最先发表在他1998年出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词（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Steven N. S. Cheung，1998）中。要说明的是，原文的核心是三点，即还有“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一项。事隔两年，他进一步简化，变为两点。
显然，这是张五常穷三十年探索后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在准备这篇演词时，张五常曾把稿子寄给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替他作了修改，并评价这篇论文为“经典之作（classic）”。滑稽的是，它到了夏业良那里，便成了张五常“以偏概全、误导学生”的主要把柄。
夏业良自称拜服弗里德曼，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制度是怎样炼成的》，夏业良，2002）。但认得他老人家的外貌，未必认得他老人家的思想。我想，张五常“三招变两招”的经过，要是出现在一篇标明经弗里德曼润色的“会长就职演词”里，夏业良大抵不敢这么说；可它偏偏出现在张五常的大白话演讲中，就难怪夏博士认不出来了。
（5）
再说张五常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的批评。张五常早就选定了这样的研究道路：经济学的出发点应该是解释真实世界，而不是构筑无法与真实世界建立对应关系的数学模型。张五常的抗议，有排山倒海之势。他最近受到国内某些专搞数学的“经济学者”指责，与他撼动了这些人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有关。
然而，对滥用数学提出质疑，并非只有张五常一人。几年前我到美国拜访阿尔钦（Armen Alchian）。他就是张五常左一句“Armen”、右一句“Alchian”的启蒙老师艾智仁。我在他办公室闲聊时，进来另一位面善的老人。阿尔钦笑嘻嘻地介绍说：“这就是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这是我跟你说过的兆丰。”
寒暄之后，德姆塞茨教授说明来意：他是送文章来的。我一看大惊：是张五常的《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该文慨叹经济学中数学取代了思想。有人把它逐段译成英文，在张五常母校的师友间流传。阿尔钦把文章放进皮包，说要回家慢读。后来，我又和阿尔钦谈起五花八门的宏观经济模型。他老人家说，那些陈腐的数学模型都不值得编进新的教科书里。他年轻时也曾摆弄过类似的玩意，现在想起来觉得羞愧（shameful）。
“阿尔钦”这个名字，夏业良也认得。夏说自己曾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阿尔钦”条目是由张五常撰写，而为华人经济学家感到骄傲。但不论是张五常，还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都是反对滥用数学的。我不敢说夏公好龙，但动不动扣人“误导学生”的帽子，未免冒失。
（6）
对于张五常的学术贡献，夏文是这样评述的：“笔者并不怀疑张五常的智力和他在产权经济学方面曾经做出的贡献，虽然这种贡献在过去20年中已经被他自己放大了许多倍，似乎弄到他自己都相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我想，不管得什么奖，多少要靠运气，得不到就是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殊荣，必须有更大的运气。所以，我们一般都愿意祝福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得奖，其中也少不了祝福张五常。
但夏业良不是这样祈望的。这不要紧。不过，他既然如此贬损张五常的学术贡献，我便想借用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瓦伦（Lars Werin）对张五常的评价，来给读者一个对照，看看没有资格评奖的人这么说了，有资格评奖的人又是怎么说的。
瓦伦写道：“关于这个经典的发展，我想，要选出一些明显而又没有疑问的主导研究，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里那里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年青学者，应用那新的工具以正确的科学方法从事。其中一个是30岁的张五常。如果胜利的桂冠应该授予某人的话，我认为一定是这个人”（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Las Werin, 2000）。
（7）
再说夏业良对张五常生活逸事的批评。张五常说自己曾经教过容国团乒乓球入门，但两个月后就比不过他，于是自知没有乒乓球的天赋。如此而已。对容国团，张五常感情至深，写过催人落泪的《忆容国团》。而夏业良却在这段故事旁边加上脚注：“此说真伪已无法找容国团核实了。”
张五常儿时的玩伴，容国团的家人，许多今天还健在，夏博士大可以去求证！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人把这段脚注告诉张五常，张五常竟朗声大笑：“死无对证？你告诉他，张五常也说自己教过贝多芬作曲，那也是死无对证的，他怎么不去说呢？”
（8）
张五常又说过一个故事。1988年，在无锡一个破茶寮里，他和弗里德曼遇到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认出了张五常，于是上前打躬作揖；而当张五常介绍身边的弗里德曼时，那青年就站不稳了。夏业良给这个故事注释道：“1988年的大陆青年中对张五常那样了解和倾慕的大概只有他的亲戚。”
其实，1988年的大陆青年，并非个个都是1988年的夏业良。早在1985年，现北大教授周其仁就已经在北京读到“私印”的张五常的《卖桔者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2001年）；1988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卖桔者言》收入“走向未来丛书”出版，首印32,000本，一售而空；1988年9月11日，弗里德曼在入住上海希尔顿酒店后，一位厦门大学的女同学登门求见，她当时已在翻译弗里德曼的著作，自费来上海只为听一场演讲（Two Lucky People，Milton & Rose D. Friedman，1998）。
我认为，任何一个有求知欲的青年，只要读过《卖桔者言》，就难免想恭维张五常几句；任何一个愿意为弗里德曼无偿倾注精力的青年，若忽然遇见弗老，都难免喜不自禁。顶多可以修正的是，若那青年恰好是夏业良，当然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9）
夏文的修订版呼吁要为“张五常热”降温，要同学们不要过多关注“下场的主力队员”，而应该把仰慕的眼光转移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身上，其中包括杨小凯和钱颖一等人。夏业良不知道，学术可不是时尚，从来没有地域和年龄标准可言！
但说到提携后辈，我知道张五常曾经力荐过一位“出自清华、资历一流”的华裔经济学者接替他的教职，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张五常还因此大发牢骚（《中西兼通何难之有？》，张五常，2000年9月28日）。这个人就是夏业良所说的钱颖一。对比之下，夏生劝别人不要“仰慕”张老，就更显酸溜溜了。
我与夏业良有一面之缘。前年，他向我任顾问的报刊投稿，编辑问过我意见；去年，他主动请求把他的文集加入以张五常打头阵的经济散文系列出版，出版社问过我意见；最近，他又去信代理张五常作品的花千树出版公司，请求在香港出版他的文集，编辑又来问我意见。我读过他三篇文章，前两篇是关于“微软垄断”和“价格听证会”的，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这一篇写得最失策。
后记：夏业良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按照国内的标准，他的学术资格已经得到了确认。然而，从他对经济学同行的批评来看，无论是取材的眼光，还是论证的逻辑，都令我感到迷惑。难道“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批评标准，真的那么不同？让我在一本小书的封底上，摘录几段西方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评语，把它们作为本文的附录，让读者作一参考吧。
附录：
About Steve
关于史提芬
Steve came to Seattle in 1969 and it took us much of the first year to size each other up. On arrival in Seattle he was, in my current view, the top transaction-cost property-rights economist in the profession. I perceived right away that his was a protean force and also that his line of thinking provided the organizing framework I was lacking. I was not the only one to appreciate Steve's talents. John McGee was probably the first to recognize his extraordinary abilities, and Doug North, who was then chairman, did not take long to see his potential.
Yoram Barzel, Steve's former colleague, Productivity Change,
Public Goods and Transaction Costs, 1995, at p. xviii
史提芬1969年来到西雅图。在第一年中我们花了不少时间互相衡量。我今天认为，当他抵达西雅图的时候，在产权与交易费用这两方面，他已经是行内的第一把手了。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有的是千变万化的动力，而他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我缺乏的组织架构。我可不是惟一欣赏史提芬的天赋的人。麦基可能是最先看出了他的不寻常本领，而当时作系主任的诺斯过了不久也体会到了他的潜能。
尤兰·巴塞尔，史提芬的旧同事
《生产力变化，公共物品和交易费用》，1995，第xviii页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developed here might most appropriately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pproach, originated by Steven Cheung.
Nobel Laureate Dougla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0, at p. 27
这本书要演进的交易费用的分析路向，可能最适宜被称为华盛顿大学路向，其创始人是史提芬·张。
道格拉斯·诺斯，诺贝尔得主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业绩》，1990，第27页
It is my view that the approach used in [my 1960] article will ultimately transform the structure of microeconomics. I should add that in writing this article I had no such general aim in mind. It was only later, and in part as a result of conversations with Steven Cheung in the 1960's that I came to see the general significance for economic theory of what I had written in that article and also to see more clearly what questions needed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R. H. Coase, Nobel Lecture 1991, at p. 8
我现在认为，我那1960年的文章的思想路向，终有一天会改变了微观经济学的结构。要补充的是，写该文时我可没有这一般性的目的。是在该文发表之后，部分是由于60年代跟史提芬·张的研讨，我才意识到自己写下来的对经济理论有普遍的重要性，并更清楚地看到哪些问题需要作更多的考查。
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演辞，第8页
It is hardly possible, I think, to single out some particular study as clearly and indisputably the one responsible for the rites. Here and there, however, ambitious young scholars began to apply the new tools in the proper scientific manner. One of them was the thirty-year old Steven Cheung. If the laurels of victory should be awarded to someone, to my mind it has to be to him.
Lars Weri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 Committee,
introducing the 2000 reissue of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at p. 37
关于这个经典的发展，我想，要选出一些明显而又没有疑问的主导研究，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里那里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年青学者，应用那新的工具以正确的科学方法从事。其中一个是30岁的史提芬·张。如果胜利的桂冠应该授予某人的话，我认为一定是这个人。
拉斯·瓦伦，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
为2000年版《佃农理论》所作之介绍，第37页
His old profs make competing claims as to whose student Steven really was. Ronald Coase claims he taught Steve about costs and externalities (that is, why there aren't any externalities). Armen Alchian says he taught Steve about property rights. Harold Demsetz claims he taught Steve about transactions costs and what's wrong with “nirvana economics”? What about me? I failed to teach Steve abou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 said to him, “Steve, with all this going for you, why would you want to learn economics?” He answered, “Because I want to be better than everyone else at everything.”
Jack Hirshleifer, Steve's teacher, Economic Inquiry
October 1998, at p. 513
他的老教授们正在竞认着史提芬究竟是谁的学生。科斯说教了史提芬成本与界外效应（那是说，为什么没有界外效应）。阿尔钦说传授了给史提芬产权经济学。德姆塞茨则认为他教了史提芬交易费用与“天堂经济”的谬误。我呢？我教他比较优势定律，但失败了。我问他：“史提芬，你有诸般武艺，为什么还要学经济？”他回答说：“因为我要样样都胜过所有的人。”
杰克·赫舒拉法，史提芬的老师
《经济研究》，1998年10月，第513页
（ 责任编辑：悲风 ）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