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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季节的变化只是一天之间的事情。经济气候的变化也是如此。其复杂之处在于，经济的“气象”指标常常扑朔迷离，有时甚至如同迷宫，让人难以把握。
从最新的4月份的数据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8％。其中城市上涨1．5％，农村上涨2．4％。与3月份比，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0．3％。1－4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6％，低于一季度的2．8％。分类别看，4月份，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3．1％，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1．3％，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6％。
显然，月同比增长1．8％的增长幅度已经远低于去年的平均水平3．9％，可以说已回复至2003年第四季度前的情况。宏观调控几番动作之后，“经济过热”来得快，去得也快，通货膨胀明显已渐去渐远，现在经济形势又是一番新的局面。加息也罢，汇率变化也罢，总需求的压力好象突然间释放，神州经济的夏天后已有秋风吹过。
如果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宏观经济运行仍然在各方均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既没有显示出过热的迹象，也没有显示出急剧下滑的迹象，是一个值得谨慎乐观的局面的话，4月份的物价指标甚至显示出了经济正缓慢降温乃至有变冷的趋势，值得警惕。2005年政府将物价控制的目标定在4％，而实际物价水平有可能收缩至2％以内。经济运行的变化如此逆转，超出政府预料，有几人能够想到？
宏观调控好比一个巨人，气势汹汹、有备而来，准备了许多炮弹，要倚天屠龙，现在却发现，敌人不见了。
物价变化与三大需求的变化一致。我们曾经强调指出，内需已经降温，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回落了20．2个百分点，其下滑态势值得关注，而消费增长因为受收入增长约束，可以说也已到达上限，当前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出乎意料”的外需推动。从外需看，一季度外贸顺差高达166亿人民币，而上一年同期是－84亿美元，两者相差高达250亿美元（约2075亿人民币）。从历史上看，中国贸易顺差最高不过435亿美元，2005年的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没有问题。但贸易顺差过高势必导致更多的国际经济摩擦，包括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摩擦。这使得外需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有更大的向下波动的风险。将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赌注压在外需上未免剑走偏锋。
如果ＣＰＩ是经济走势的充分信息指标，结论就是如此。但是，ＣＰＩ数据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地显示经济波动的信息？一个普遍的猜测是，上游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只有部分（15％－25％）传导到下游，因此，偏低的ＣＰＩ指标不见得反映了经济过热的真实情况（许小年曾以“没有温度的高烧”作比喻）。有一些事实支持这样的猜测，好比说，4月份出厂品价格同比上涨了5．8％，继续走高就是一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增长仍然在高位运行。4月份，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增加5647亿元，同比增长16％。16％的工业增长速度对应地仍将是一个快速的ＧＤＰ增长。
然而，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猜测，就是用支出法，即三大需求的办法推算经济可能出现较大误差。这是因为，在所有数据中，出口的数据是最容易“造假”的数据之一。因此，不仅因为伴随美元贬值带来的成本因素，而且因为企业为避免可能到来的贸易摩擦，以及为应对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升值而导致的非正常性加速出口以及套取出口退税的“虚假出口”可能在近期内大幅增长，导致了目前所谓外需高速增长的“虚火”。这意味着未来经济向下波动的风险更值得忧虑。
[社会·视野]
画布上的法则（二之二）
唐学鹏
创作模式导致了巅峰期的差异
创作模式导致了巅峰期出现在艺术家生命的早期或者晚期有着智力模式上的逻辑。
从智力的角度上看，经验派大多是固态智力，着重累积，时间越久就越淳厚。打个比方，像外科大夫和法官就属于固态智力群。没人会放心让一个20岁的小伙子成为外科主刀大夫。
概念派则用的是动态智力。通过新奇的概念和角度来构造艺术的捷径，深入到模糊带，打艺术的擦边球。像诗人，音乐家和数学家大多属于动态智力群。他们的智力更多地放在形式上甚至是花边噱头上。年轻是最容易出成果的阶段，年纪一大，不是吃老本念想过去就是跟不上形势丑态百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非常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1920年以后出生的艺术家更“早熟”一些，原因在于，他们更愿意走概念的路子，抄前辈们的后路，达到分庭抗礼，快速地掌握话语权。
于是，选择不同的创作模式和创作路径决定了艺术家巅峰期到来的早晚。
几个著名案例
我想用几个比较著名的个案来表达这个结论的普适性。
杜比菲是现代艺术史上无法绕开的巨人。波洛克就说，“我总会惊叹杜比菲的创造力。”杜比菲原先是一个三心二意的家伙，他做葡萄酒的买卖，直到赚够了钱做烦了，才一头扎进美术领域。他自由自在没有物质困扰，他既吸纳又拒绝传统，他苦心找寻属于自己的方法论和操作术。比如他开始颠覆人们的美感，用刺眼的丑来扰动人们的神经。他笔下的女人不是粗腿就是矮脚。他找到一个窍门，用粗犷的丑来表现细腻的美。将一些根本过去不能进入绘画领域的物质，如材料，如沥青、石膏、砂粒、胶水等，与颜料混合在一起，形成暗暗的厚厚的底料，然后再在上面“胡涂乱画”，描绘出一幅幅毫无美感的“畸形”或“怪胎”漫画，将疯狂的感觉和远古的美术力量交融在一起。
随后，杜比菲将泡沫聚酯引入了自己的武器库里，轻便灵活的人造材料，纯白的底色可任他自由自在地用红、蓝、黑等鲜明的色调勾勒出笔直、转折、回旋等各种童话般的视线，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即使到了生命的晚期，他也没有放弃寻找。杜比菲这样表述他的思想，“既要继承一些东西，又要抑止过去传统带来的偏见。千奇百怪的试验才能有效地创造，而在此前，你对你所得到的一无所知。”他承认，他在创作上经常失败，“如果只要稍微感觉到此路不通，我就换一条路走。”他认为，“草率和未完成是绘画的真意所在。”而杜比菲一直在用“自己已经有的经验和将有的经验，让自己行走在路上。”杜比菲是一个彻底的经验派，“继承和寻找”是他的命运。杜比菲1901年出生，1985年去世。他是经验派大师。他的巅峰期是在1950年和1984年，他的艺术生涯是Ｕ状的。但相比概念派而言，他的艺术巅峰年龄还是偏大的。
在概念派这个阵营里，美国的沃霍尔是最著名的典型。他热衷于大众包装那种统一的惰性，比如千篇一律的可口可乐瓶，梦露的头像，他以绢网画法一遍又一遍描绘，将大众熟悉的符号一遍遍有限地加总，制造出一种与低劣的现实结盟的快感。同杜比菲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沃霍尔作为一个正式艺术家的能力实在太狭窄，他只是一个概念的讨巧者和发微者，他的贡献更多地在艺术的社会学上而不是绘画本身。沃霍尔1928年出生，1962年是他的全盛时期。沃霍尔在1962年创造了26幅被写进教科书里的杰作。1962年以后，他已经做不出像样的东西了，只好去拍电影。
法国的新写实主义画家克莱因也是概念派的主将。他的单色（青色）主义被命名为“克莱因蓝”。他的作品“人体测量”被认为是概念派的极致作品。他热衷于用“禅式的虚无表达圆满的存在”在当代艺术中探索不存在的空旷的虚无的主题。也许，这有一点点中国因素在走火入魔。无疑，他所提出的，“怀抱概念而不创造具体的形态”的思想是一个反映他本身气质的命题。他的思想在后来的概念派里薪火相传，比如沃霍尔和斯特拉（Ｓｔｅｌｌａ）就是他的思想的受惠者。1928年出生的克莱因于1962年英年早逝。他的创作时间分布非常怪异，在1960年以前他只创造了2幅可以进入教科书的作品，但1960年是他的井喷年，他在这一年创造了（入选法国教科书里的）21幅杰作。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耳边听的创作背景音乐是中国概念派摇滚乐手左小诅咒的《美术鸡》。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短裤短缺的女人向一个老派的经验主义美术家诉说她家男人对她的短裤供应的严格限制。她要求老美术家打昏但不要打死她的男人，夺回那些短裤，并愿意赠送老艺术家一条，刺激老人家的模糊的概念与感念，得到意料不到的收获。而我所了解的这场画布上的细节详尽的战争，也让我得到了一条“短裤”，我可以在上面书写一些树精藤怪般的结论，即使是胡说，也可以套在学术的肉身上，遮掩知识的羞处，显示个人话语和个人文明的骚动。（全文载完）
[国际·观察]
适度美国化可为欧洲经济注入新活力
Ｍｉｃｋｌｅｔｈ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在拿破仑一世大举战争的岁月里，在那些为了塑造欧洲辉煌的罗曼蒂克形象的战争中，陆军穿过大陆行进，骑兵奔赴前线，炮兵因为大雪而落后于他们赶到战场。
今天，一场关于欧洲的新战争正在渐渐展开。现在，相比于投资的银行家、养老基金、软件企业家、机会主义的政客，以及一群流动的“蝗虫”（比喻外来投资者——编者加），通过陆地的武力推进的这种方式已经逊色了很多。
这场战争要对付的是资本市场——它或许对世界经济有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宽泛地讲，那种想要使欧洲美国化以提升竞争力的主张，如能得以实施，将会使劳工制度更有弹性，并且注重对股东利益的保护。赞同这些观点的人，包括投资者、企业家，英国首相布莱尔以及一些新欧洲国家。另一方面是欧洲的劳工组织及其追随者，以及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处于这二者之间的是欧洲的大公司，他们喜欢美国的劳工制度和美国实行的薪水制度，但不是被美国接管。
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这场战争已经迅速地展开了。战争的第一炮来自弗朗茨·明特费林（Ｆｒａｎｚ Ｍｕｎｔｅｆｅｒｉｎｇ），他是施罗德所在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将这些外来投资者比喻成一群密集的、具有灾害性的“蝗虫”，由于他们的剥夺而使很多公司日渐贫瘠，最后他们自己赚了钱。第二炮则是：一个美国“蝗虫”被曝光，就是著名的投资公司Ｋｏｈｌｂｅｒｇ Ｋｒａｖｉ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素有“大门口的野蛮人”之称）。于是这些英美资本家进行了反击：德意志证券交易所老板辞职（5月9日，领导德意志证券交易所12年之久的首席执行官Ｗｅｒｎｅｒ Ｓｅｉｆｅｒｔ宣布立即辞职，监事会主席Ｒｏｌｆ Ｂｒｅｕｅｒ也将于年底选出新的ＣＥＯ后离职，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英美大股东的压力——编者加）。接着，欧盟议会也以牙还牙：欧盟议会投票终止了英国实行的劳动时间不受限制的权利，英国失去了不受欧盟有关一周平均工作时间48小时限制的权利。（欧盟议会是在5月11日进行此项投票的，这对布莱尔在竞选中许下的支持财富创造者以及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的承诺是重重一击——编者加）
看似好像大炮轰击和骑兵交锋一样，但是真正发生的到底是什么？这几点可以说明问题。首先，欧洲是处于一种怯懦状态之中的。自从1995年欧洲就落后于美国了，欧洲的失业人数是美国的两倍，生产力的增长也比较沉寂。
第二，尽管这个总体景象是比较悲惨的，但却也有一些新欧洲表现出的一些亮点。英国、芬兰、爱尔兰以及瑞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美国。当欧洲开始采用无线技术时，它在这方面就已经领先于美国了。在这方面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商。
其中最重要的亮点在于，在处理宏观经济问题方面，欧洲以前的软弱性已经在减弱。欧洲对于他们全能的货币有着十足的信心。并且，欧洲的福利国家可以继续有效运转。一些具有庞大福利体系的国家实际上做得非常之好，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的泛称——编者加）。
那么什么才是欧洲大陆的问题？是过多的劳工条例以及垂死的资本市场。法国和德国有着十分精细的最低化工资标准，并具有严格规定了谁可以被雇佣、谁可以被解雇的制度。并且，欧洲大陆的资本市场是反应迟缓的，因为它总是被赌资持有者的社团文化所限制，执行者考虑现状，但并不参与竞争。德国去年只有三个ＩＰＯ（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编者加）。
某种程度上，欧洲大陆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期内的状态。在1970年代中期，ＧＭ、ＧＥ和ＩＢＭ这样的庞然大物，通过给与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权利的形式，造就了一些精细的职业经理人层级，他们用尽毕生的精力去谋取高级职位，并为他们的雇员不断制定各种义务。
但两方面改变了上述这种状况：一是日本的到来，日本的发展模式启示了很多美国的制造业；二是使用一种新路径去利用资本市场。尽管由于一些外来投资者的进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冲突，但也激发了剧烈的竞争。这使一些小企业的活力被释放，而大公司也能够继续生存得更好——比如韦尔奇（Ｊａｃｋ Ｗｅｌｃｈ）的通用公司，就不断致力于使自己转型为一个研究发明型的组织。
因此，明特费林先生只对了一半，这种有害“蝗虫”对于目前的欧洲来说的确是一种威胁。但是除了威胁，他们也给欧洲带来很好的机遇，那就是使欧洲重新恢复昔日的竞争状态。
（本文由ＬＡＴＷＰ授权出版，由本报记者必娴翻译，本报保留中文版权）
[城市·发展]
从战略层面考虑我国都市圈的发展问题
王一鸣
都市圈，有人称为“都市经济圈”或“都市连绵区”，通常是指由若干城市集聚而成的高密度经济区域，在空间上表现为由大运量的高速通道联结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在这个空间里，由于集聚形成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加之高速通道缩短了城市间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生产和服务的交易成本、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投资回报率和要素收益率明显提高。经济活动的高度密集和在空间上的压缩，使得都市圈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也是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
我国都市经济圈的雏形
我国目前已形成若干都市经济圈的雏形，包括内地的长株潭都市圈、大武汉都市圈、成渝都市圈和中原都市圈，以及沿海的山东半岛都市圈、辽东半岛都市圈等，但发育比较成熟的还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三大都市圈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人口占12％，但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收入已占全国的40％左右。三大都市圈凭借其集聚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成为全国和区域性的经济核心地区和增长极，不仅经济结构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且都市圈内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和产业区，发展潜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释放出来。
近年来，我国三大都市圈的经济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占全国经济的份额不断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越来越强。以长三角为例，2004年16个城市中，江苏8个城市的ＧＤＰ增速均值达到15．9％，浙江7个城市增速均值为15．5％，上海居16城市末位，经济增速也达到13．6％。16个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约28775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由2003年的20．4％上升到21．1％，成为我国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板块之一。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经济圈，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日趋突出，在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中，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和结构功能特征。都市圈产业加快集聚，成为我国吸纳外商投资最为密集的地区；物流总量攀升，物流集散和资源整合功能迅速增强；交通网络化水平提高，城市间经济联系增强；区内分工深化，联动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都市经济圈发展的主要动因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是我国都市经济圈发展的主要动因。一是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住、行”消费比重上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居民消费、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形成互动关系，推动钢铁、建材、汽车、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加快发展，而这些部门不同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具有大规模资源需求、大运量物流特征和近距离配套要求，需要依托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供给，新一轮工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相互交织，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都市圈发展。
二是工业化加速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特别是向就业岗位数量、种类和层次多的都市经济圈转移，加速了都市经济圈的扩张。三是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断加强，促进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要素收益率高的城市和都市圈集中，为都市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要素供给。四是民营经济完成资本积累，实力显著增强，大量进入城市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都市圈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五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与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不期而遇，国际投资向都市圈地区大规模集聚，并推动都市圈参与全球化生产和供应体系。
都市圈的加快发展主要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但要看到宏观政策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也是重要因素，特别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地方政府通过修编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确立城市扩张目标，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通过土地批租以及以土地担保等手段融资，城市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这些因素也为都市圈发展创造了条件。
面临的问题
受到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约束，我国都市经济圈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
一是区域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问题依然存在。都市经济圈的发展，必然要求加快大运量快速通道及港口、机场等人流、物流设施建设，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复建设依然存在。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竞争力不强。都市圈经济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依赖高投入，技术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急功近利，资源过多用于城市建设，而对提升产业竞争力重视不够。
三是城市建设投资增长过快，超前建设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超出本地财力，盲目兴建开发区和扩大城市规模。不少城市的城建投资规模是以往年份投资规模的数倍，城市建设投资增长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投资问题。一些城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扩大城市辖区面积，但产业结构并未转型，产业支撑力明显不足。
四是无序竞争和市场壁垒依然存在，体制和机制有待创新。内部各城市间在招商引资、外贸出口和产业发展上还存在无序竞争。在招商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在产业发展盲目重复建设，导致内部城市间过度或恶性竞争。总体上商品市场的壁垒已经逐步弱化，但劳动力、资金、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的壁垒还未完全消除。现有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还不能适应都市圈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交易成本依然偏高，制约了内部经济整合和有序发展。
五是土地、能源、交通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剧。资源供需矛盾已经成为制约都市圈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制造业的迅速扩张使土地、电力供给跟不上需求，出现了所谓“地荒”、“电荒”等问题。生产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此外，一些城市借“修编城市规划”之机，将大量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大量占用耕地造成大量失地农民。
制度创新
进入新时期，要加快我国都市经济圈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推进新一轮经济转型，核心是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转型，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传统的产品价格和规模的竞争优势基础上，重塑以技术、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竞争优势。
在都市圈不同层次的城市发展中，还要注重增强大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发挥中小城市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特色，引导小城镇集约化发展。加强快速通道等交通体系的规划和建设，加快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促进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分散到近郊、远郊以及周边城市，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可以借此承担一部分都市圈的集聚功能，并以此作为发展的原动力。建立政府和社会共同投入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都市圈的发展还要注重清除阻碍经济整合的市场障碍，深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关系，促进各城市扬长避短，根据比较优势形成产业分工关系，发展各城市间的产业配套关系。在各城市间产业分工形态不断发展，特别是内部分工和水平分工加强的情况下，重视培育产业集群，形成若干产业优势地区。促进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促进人才流动，积极创造有利于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的条件。构筑统一的物流平台，建设区域性科技成果交易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发展异地金融业务，建立交易结算、清算金融平台。加快清除各种市场障碍，促进建立开放有序的区域市场。
体制和机制创对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作用很大，要构建有利于区域经济整合的体制和运行、协调机制，设置主要着力于开展城市间横向经济合作的机构，鼓励发展各种非政府的横向协调机构，如区域性行业协会和企业联合会等，减少经济活动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达成对地方政府和经济主体具有约束力的经济合作多边框架协议，规定商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投资便利化，促进区域大交通体系、统一市场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资源共享。建立相应的监管和仲裁机制，保障框架协议的实施。建立共同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跨行政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
都市经济圈的崛起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与市场，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推动都市经济圈的发展，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应及早从战略层面上考虑都市经济圈规划、建设、管理和协调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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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魏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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