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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天才的、最高的化身之一是其文化遗产。这些被剥夺了文化遗产的男女公民至少有权要求归还那些最能代表他们民族文化艺术的珍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无可替代的遗产归还给他的创造者》
□记者 胥晓莺
4月19日，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机场，晨曦中一架从意大利飞来的运输机缓缓降落。阿克苏姆沸腾了，等候多时的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载歌载舞的盛装阿克苏姆人，夹道欢迎流亡海外68年的国宝——阿克苏姆方尖碑回家。
这则新闻令78岁高龄的张永年唏嘘不已，“150多年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不计其数，我们的国宝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
老先生已经远不是第一次追问这个问题。张永年是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主任，就在4月11日，他领导的基金正式宣布启动讨还流失海外国宝的计划。这一有系统、成规模地提出民间讨还流失文物的计划，在国内尚属首次。
文物回购的陷阱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文物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浩劫。列强在战乱中直接掠夺，外国团体或个人非法挖掘、盗窃，非法收买并贩运、走私出境的文物数以百万计。仅日本侵华期间，据当时民国政府初步统计，我国公私文物损失，查明有据的就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盛世兴收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催生了一波中国文物回流的热潮。据相关统计，海外回流文物已占国内拍卖行拍品总量的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拍品成交总额的60％。
“2002年可以被称为中国文物回流热元年。”张永年向记者介绍，当年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是动用此经费2999万买回的第一件文物。而当年北京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分别以800万元购得《孔子弟子像》手绘善本和以创历年古籍拍卖价格最高记录的990万元购得《钱境塘藏历代名人书札》，都是政府回购海外文物的大手笔。
同时，2002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允许民间可以通过购买、拍卖等多种方式取得文物并依法流通，“藏宝于民”的热潮顺势兴起。一大批先富阶层和企业纷纷投资文物收藏，并兴建各类博物馆。2004年，仅浙江省的企业家就斥资近3亿元人民币到国外购买中国文物，“浙江军团”也由此被称为“海外夺宝奇兵”。
但张永年强调，回购显然不是文物回流最理想的方式。
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蒋迎春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回购最大的难题是资金。保利艺术博物馆是中国首家由大型国有企业兴办的博物馆，创办4年多来抢救了圆明园猴首、牛首和虎首铜像在内众多国宝。但蒋馆长称，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逐渐被世界所认识和接受，国际上掀起了一轮中国文物收藏的热潮，带动了中国文物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价格的飞速上扬。
据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张跃进介绍，2002年春季，中国嘉德公司推出的宋徽宗赵佶《写生珍禽图》，以2500万元人民币成交，打破了保持7年的张先《十咏图》1800万元人民币的纪录。但同年秋季，中贸圣佳公司推出的米芾《研山铭》即拍得2999万元人民币，中国书画拍卖价格世界纪录一年内被两度刷新。
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100年中，文物增值达到29%，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尽管如此，中国这几年文物价格增长的幅度之大，速度之猛，还是让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连连摇头，直呼“想不到，看不懂”。
面对扶摇直上的文物价格，蒋迎春担忧，没有强大持续的资金投入，回购将会成为无源之水。而2002年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在国内拍卖会上被国外买家买走，无疑使蒋馆长的担忧变成了文博界众多专家的深切遗憾。
据京城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马未都透露：由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组织的一次关于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会上，前三名都是国外客户。马未都认为，尽管现在国内艺术品交易市场行情走好，但国内藏家的财力还相差一个档次。
在拍卖市场上，国家的财力也是微薄的。几年前，一件五代时期钱王手简的下半卷出现在纽约拍卖市场上，这正好与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上半卷合为一体。然而，浙江省博物馆几经努力，最终还是因财力所限，未能使之破镜重圆。有人做过统计，假定现在海外流失文物有100万件，花钱买回一件平均用1200万元左右，就需要12万亿元之大的天文数字，而国家文物局每年的博物馆征集经费总共不过100万元。
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还指出，目前国际上有些商人蓄意抬高中国文物拍卖的价格。例如，2001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只商代青铜兽面纹方以924万美元创下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世界纪录，但实际上这是一只残品，器盖现在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李学勤认为根本不值这个价格。
另一方面，文物回购的过程也充满风险。作为基本行规，拍卖行并不对交易的文物保真。“真的东西越来越少，香港地区几乎找不着了，也就是日本还有一些。”易苏昊曾对媒体表示，2002年他飞了80多趟，去日本4趟，看了100多件东西，没一件是真的。
在屡屡出击拍卖会购买中国文物的“浙江军团”中，某著名企业家曾邀请多位文物专家为他“掌眼”。一位书法家曾指着一幅“自己的作品”说：“写的好，写得比我好。”
讨还之难，难于上青天
对于2000年保利集团斥资数千万元购回被英法联军劫掠的四件圆明园文物，李健民用“在丰盛的筵席上吃进苍蝇”形容自己的尴尬心情。
李健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主任，他认为，如果数以百万计的流失海外文物都要以巨款赎购的话，无异于“再次被掠，二次被盗”。
李健民介绍说，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最著名的案例是希腊向大英博物馆讨还雅典巴台农神庙大理石雕刻。历届希腊政府为此一再向英国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施加外交压力，历时170年，均遭大英博物馆一口回绝，至今回归仍遥遥无期。
但李健民强调，国外也不乏讨还成功的范例。1977年，扎伊尔向比利时索回了数千件文物；1980年，法国将《巴比伦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的残片还给了伊拉克；还有最近埃塞俄比亚向意大利讨还了阿克苏姆方尖碑。
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先后制订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下称1970年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5）、《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等一系列国际公约，也使得追讨文物工作有法可依。中国政府也已相继签署了这几个国际公约，并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掠夺及走私出境文物追索的权利。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抢救流失回归文物专项基金提出了民间讨还的方式。据基金总干事王维明介绍，其实早在2002年7月基金会启动国宝工程时，就曾明确提出民间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三种方式：回赠、回购、讨还。并提出要根据文物的性质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实现文物回归。
所谓文物的不同性质，张永年解释说，基金会主张讨还的是海外流失文物，而不是笼统的海外藏文物（包括博物馆藏和民间收藏）。“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解释说，流失文物应该理解为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余年间，因战争抢掠、盗凿、盗掘等不道德和非法的手段而流失到海外的中国文物，而海外藏中国文物的范围要更宽泛，有很多是通过古代正常贸易、赠送等正当途径到海外。
目前，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尚无一个明确的统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有统计，仅在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就有中国文物167万件。张永年估计，流失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大概又是馆藏数量的10倍。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告诉记者，海外文物流失已经100多年，政府并没有做过系统的资料整理工作，只有一些私人调查。比如1950年代，陈梦家编著有《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殷商铜器集录》；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6年出版了大型图录《海外遗珍》；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15卷的《英藏敦煌文献》；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共同出版有20余卷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江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林树中历尽艰辛，耗时10年，搜寻中国艺术创作23000件，集成《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
但是这些调查，相对于浩瀚的流失文物来说，量小力微。
调查文物流失状况，并不只是按图索骥的需要，更是讨还能否成功最重要的条件。李晓东告诉《商务周刊》，国际公约对文物讨还的举证要求非常高，成功的经验寥寥。1994年河北省曲阳县王处直墓武士浮雕被盗，后经外交途径成功追索。当时国家文物局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提供了被盗文物的详尽资料。包括武士浮雕质地、尺寸等原始资料和照片，被盗现场的照片和录像等。还重新打开已经封上的古墓，动用高科技手段，对墓中泥土作化学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与浮雕上的残留物进行对比。
对于流失海外100多年的文物来说，这些要求太过苛刻，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
“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很复杂。”李晓东说，虽然很多是战争时期被掠夺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各国探险家和文化掮客“买”走的，像敦煌藏经洞的壁画和殷墟甲骨文；还有更早时候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合法贸易出口的大量瓷器，无法混为一谈，因此，“如果讨还时难以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文物返回基本无望”。
而且，李晓东还指出，我国参加的三个国际公约虽都确认返还原则，并具体规定了返还的程序和渠道，但公约只对生效以后的文物返还有效，不溯及以往。也就是说，以前的文物流失根本没有可依据的国际公约。
另外，据保利艺术博物馆蒋迎春馆长介绍，英国、日本等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几个国家，至今未在这些国际公约上签字，公约对它们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不和谐的声音还来自发达国家的博物馆。2002年12月，18家全球著名的博物馆联合发表一篇《关于环球博物馆地位和价值的声明》，公开表示反对将所收藏的古文物归还原属国家。他们高举“公共服务”和“环球博物馆价值”大旗，一方面不承认对他国文物的占有为非法;另一方面又辩称文物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文物的收藏不应有国界之限，如果把藏品中的一部分归还原属国，必定对所有参观者构成损害。同时还声称他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和设备先进，能够更好地保存这些文物，如果把文物归还给原属国，由于落后的技术和管理，将使文物遭受进一步损坏。希腊向大英博物馆追讨帕台农神庙浮雕，历时170年未果，博物馆的强硬态度可见一斑。
无能的力量
在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看来，讨还流失文物之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从民族感情来讲，讨还当然是好事，但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讨还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李晓东对张永年等人的计划表示悲观。
张永年也承认流失文物的讨还之路障碍重重，但他毫不动摇。
“国际公约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而且中国在签署文物返还公约时也声明，对本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中国仍保留收回的权利。因此我们讨还文物是有法可依的。”张永年说，“现在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认为文物是他们通过合法渠道接受捐赠或购得，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大量文物是非法流出的，我们讨还也是有理可据的。”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成立近三年，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查清文物流浪的线索。哪朝哪代的宝贝，从哪里出土，经什么渠道流转出国，现在的收藏情况，都尽可能一一查证，登记在案。
据记者了解，作为国内第一个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2002年10月成立，由文化部托管。基金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保利集团价值几百万的捐款。虽然张永年向记者强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精神支持，企业和个人向基金捐赠可以享受减免税款的优惠。但是当记者追问两年多来基金得到多少社会捐助？张永年承认：“并没有多少。”
该专项基金目前仅有6名工作人员。人力财力的捉襟见肘，使基金无力从事更多举证、谈判等实质性的讨还工作。
但张永年认为，完全能够举证不现实，讨还成功与否，最重要的还不是举证，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加期待能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促使对方主动归还，达成皆大欢喜的结果。”张永年介绍说，对于二战期间和以前流失的文物，国际上成功的讨还先例，多为外交谈判的结果，真正严格援引国际公约的很少。比如1980年法国将《巴比伦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的残片归还伊拉克，就是双方政府在谈经贸合作的过程中，趁着和谐的气氛，伊拉克方面提出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在你们那儿，“结果文物带着法国人的友谊，顺利地回到了伊拉克”。
“基金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可以反映民间意愿和协助政府，为政府的讨还提供公众基础。”张永年说。
但是作为政府的协助部门，基金成立两年多来，并没有和国家文物局进行任何业务合作或往来。此次基金提出民间讨还，也并没有请示国家文物局，经媒体报道后，文物局也未作任何反应。《商务周刊》曾致电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处，该处一位官员拒绝对此事发表看法，在记者的追问下，该官员说，“这种事有点乱，有点，有点……算了，我不说了。”
即使孤立无援，张永年仍然坚信自己正在履行一种必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文物的根本意义，是像珍珠一样串起历史。”张永年指着墙上悬挂的一幅画，情绪激动，“我们的这个虎食人卣，已经被日本列入它的文物财产，限制流出展览，更不许出售，已经成为日本国宝。”
张永年说：“更多的国宝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如果任它们散落在世界各地，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断代了。我们的力量，就是要世世代代提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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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任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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