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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2月美元从最高点贬值以来，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及其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中国应当对人民币币值进行重估的要求，其中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的呼声最大。这种“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事实上的外汇管制将人民币长期维持在弱势水平，欲图保持商品低价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其他一部分国家的通货紧缩。因此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使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早在2002年11月28日，《远东经济评论》上刊登的“放开中国通货，提高人民币值”一文就罗列了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强大的经常项目账户平衡作用之下，中国的家庭平均收入将会增加，购买能力也会相应提高，13亿中国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活水平。
人民币升值将抬高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但价格上升将缩小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与其它国家产品的价格差距，大多数中国出口商品仍将保持其竞争优势。在中国市场投资的欧美公司同样能够从中国国内购买力上升的过程中受益。此外，人民币升值还有可能降低全球通货紧缩压力。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2年12月24日一篇题为“人民币汇率仍将维持目前水平”的文章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理由是到2002年11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750亿美元，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从中国的资本流入和出口收入来看，如果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很显然它将会升值。因此，中国应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容许人民币正常升值。
最近一段时期，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的问题一直是宏观调控政策争论中的重大问题，尤其是近期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向中国施加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此问题上升到“白热化”程度，使得不少学者也卷入政策争论与政治选择的旋涡之中。
现在主流的看法是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非主流的看法是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起飞阶段要保持汇率的稳中有升，升值可以，贬值则有害，尤其不能大幅度贬值。
在我看来，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明显低估，较大幅度地放开汇率浮动区间之后，本币将会显著升值。但是单纯的汇率升值并非汇率体制改革的目的，无论人民币升值到什么水平，也只是一种固定汇率，而不是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而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制度，才是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我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年底有可能超过8500亿，2004年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长，增加了2066亿美元，而当年贸易顺差是430多亿美元，引进外资600多亿美元，两者相加也不过1000多亿美元，实际增加的外汇储备却超过2000亿美元，这说明有1000亿是通过其他渠道进入的。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兼得，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不可能放弃货币主权和汇率政策的独立性。未来我国将选择资本的自由流动，加速全球化进程，这意味着我们最终将不得不放弃事实上的固定汇率机制。
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两个基本任务是：首先通过逐步放开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其次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最终实行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在一份有关长期货币估值的报告中指出，美元兑其它主要货币汇率被低估了9%，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许多亚洲货币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元挂钩，美元较其合理估值高出10%。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其合理价值低估高达45%左右；在美国加息的影响预计在2006年推动美元按贸易加权计算走强以前，从2005年起亚洲货币的升值意味着美元将进一步走软。
如果实行较为灵活汇率的步骤大大落后于资本项目的开放，很可能会诱发金融风险。泰国的教训告诉我们，在本币汇率严重背离均衡水平、需要进行大幅汇率调整的情况下，被动无次序突然放弃固定汇率，将会造成汇率超调，引发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3年的意大利货币危机、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以及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都是此类压力和风险所引发的结果。
升值的时机非常重要，美国国会逼迫我们在半年内做出反应，如果从汇率与货币主权角度考虑，我们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压力。你越催促我们升值，我们就越不可能升值。这样“赌气”式的抉择可能会陷入政治泥潭和经济误区之中。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已经不太可能做到完全的“出其不意”，因此我们不得不在一定的预期范围内做出有限的选择，但在具体日期的确定上则有自己的思考和安排。
根据购买力平价和贸易加权的综合估算，我认为人民币被低估50%左右，但是在短期内本币升值幅度过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将难以承受。因此我建议首先在2005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的适当时机实现较小幅度（但如果升值5%以下也没有明显的实际意义）的升值，比如说在9月或10月升值8%--10%，或者在2006春节之前升值12--15%。
从经济学逻辑的根本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只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格局的重大经济决策，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游戏或对抗式的博弈。无论我们怎样做，都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此游戏中因外来的压力而被迫做出让步或者在政治博弈中挫败。
从长期的视角来看，我们只会因为适当的选择而受益，而不会因为本能的反对而得利。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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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田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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