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邦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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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协议’警示中国”，国内报纸的大字标题是这样的。现在，以日本的教训为例，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几乎是大多数反对人民币升值金融专家的普遍作法。问题是，这种“经典”的人云亦云，也实在是错得太离谱了。

　　什么是“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日贸易摩擦日益加剧，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密会于纽约著名的广场饭店，签约降低美元兑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之后10年，日元汇价逐渐从250日元兑1美元升值至1996年的87日元兑1美元。国内大多数的金融专家认为，此后10年，日本经济停止了增长，美国经济却获得了持续增长，原因就在于“广场协议”。

　　惹人不快的是，日本财务相盐川正十郎在2003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召开之际，向其它六国提交了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提案，意图逼迫人民币升值，从而使得“广场协议”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作用，再次引起了关注。

　　“广场协议”真的导致日本经济走向衰退？

　　事实并非如此。

　　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那是日本的黄金年代。那时的日本，在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纺织品等各个领域，对国际出口都在迅速增长，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受到空前的来自贸易逆差的压力。当时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情况很相似，日本是非常典型的基地工业形态，引进技术或是自行开发技术，然后大量生产，大量向外国出口，日子过得非常滋润。问题紧接着就来，日本人是滋润了，但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成了各国政府的大问题，总不能全世界就你一家过好日子吧，于是大家合起伙来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改变基地工业的工业生产形态。这就是“广场协议”出台的工业背景。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外国公司没有进入日本吗？答案是有的，当时的日本，劳动力也是相对便宜的，于是有大量外国公司进入到日本，IBM、通用电器、波音和可口可乐随处可见，但问题是，其中绝大多数外国公司的产品都是在日本本土生产的，而不是由美国出口的。所以，外国公司在日本生产只是增加了日本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而不是有助于解决问题。

　　日本是被迫接受的广场协议，但日本并非一无所获。此后的日本，借助日元升值，开始改变基地工业的生产形态，大量日本企业走出国外，到世界各地去设厂、投资，日本工业生产由此开始从基地工业形态转向了网络工业形态。客观地来看，“广场协议”只是推动了日本向一个国际标准的现代工业国家发生了转变，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局面迄今也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变。

　　显而易见的是，除非是人云亦云跟着起哄，否则现实情况清楚表明，“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汇率升值，而日元汇率升值导致日本经济一沉到底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其实，日本经济出现问题和麻烦是另有原因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劳动力价格缺乏理智的快速攀升，使得日本产品迅速丧失竞争力。众所周知的是，日本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亚洲其他地区甚至欧美国家。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动力成本仅为日本的五分之一；中国大陆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实际上仅相当于日本劳动力成本的二十五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即使欧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仅为日本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样子。日本佳能公司认为，以2003年为例，中国劳动者的平均月工资仅为126美元，而日本劳动者的平均月工资则为3737美元，日本是中国的30倍。那么过去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是多少呢？在20年前，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今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劳动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

　　很显然，日本经济走向沉沦，在宏观而言，并非是“广场协议”所导致的，日本经济自身的问题是其根本原因。日本经济问题的这种内部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的日本银行出现倒闭风潮，原因是日本企业过于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与企业的股权联盟过于紧密，土地价格已经上涨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一旦企业经营失败，不动产投资减缓，立刻问题暴露，牵连银行体系出现不稳定。应该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经济结构问题，而不是汇率问题。

　　所以，结论是清楚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汇率上升是客观事实，但日元汇率上升并不是导致日本经济陷于困境的主因。以此结论对比中国的现实情况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在宏观而言，只会推动中国企业的生产组织出现积极意义的转型，汇率本身的变动并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大的问题；而在微观而言，中国企业如果不能及早认识到必须从基地工业转向网络工业，继续坐而论道，则这种转型的成败与否将是个问题，进而将会影响到经济体的未来成长，但这种情况即使出现，其实与本币升值也并无过大的关系，毕竟这只是一个环境因素而已。

（ 责任编辑：谢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