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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发生之前，关于危机潜伏、危机将临的断言和分析，会遭到怎样对待？让我们研究一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情况，对回答这个问题会有所帮助。
最早表现出对亚州经济趋势有清醒认识的人，是日本学者吉原邦夫。1988年，他出版了《人造资本主义在东南亚的崛起》，该书深刻揭示了东南亚经济如何快速发展的真实原因。按另一位学者弗兰克·蒂普顿的解释来说，所谓“人造资本主义”是亚洲人从事商务的一种独特方式，他们不是寻求最佳经济结果，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的政治关系，使其自身及其家庭变得更加富有。他们的利润主要用于消费，一旦他们确实想投资时，他们往往将钱存到海外，或是投入外国城市的不动产市场。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外国企业的买办。这本书在它所涉及的国家受到了冷落，作者本人还受到印尼政府惩罚，被宣布禁止入境。
在亚洲危机4年前，《外交季刊》曾发表保罗·克鲁克曼的置疑亚洲经济神话的文章（《亚洲奇迹神话》）。《经济学家》也曾连续发表文章对亚洲经济提出警告。
1996年9月24日的《旧金山纪事报》，刊载该报经济学编辑约那沙恩?马肖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格外引人注目：《东方财富好景不再》。文章开头就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奥克纳姆的话：“……在今后的20年里，你可以继续在那里赚钱，但是要较以往困难得多。那儿的政治风险将会更大，并且经济增长率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更可贵的是，这篇文章探讨了亚洲企业的高额债务、印尼苏哈托政权的腐败、日本政治的僵化等等，几乎说到了引发亚洲危机的所有重大问题。
危机发生前，著名的加拿大商人安德鲁·沙尔罗斯和帕特里西亚?贝斯特合著了《恐惧、妒忌和彩虹的终结》一书。该书对亚洲经济作了理性的评价，它警告说，亚洲牛市发展即将结束，21世纪初，该地区将出现熊市经济，投资者对此应做好充分准备。
但上述真知灼见和来自多种渠道的置疑、警告，全被亚洲经济的主导力量所蔑视。他们对待这些言论通常的做法，或指责其为别有用心的诬蔑，或视为经济学家典型的逆向思维和标新立异的表达，或将其看作跟不上时代的迂腐之论。
亚洲主流社会希望听到的消息是永久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统治者希望听到对他们的赞誉。出于共同的需要，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力量为维护共同的希望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去亚洲巡回讲学、旅游赚钱的学者，被告知不要写亚洲经济阴暗面的文章，不要对亚洲经济的光明前景讲不同的意见。即便是享有盛誉的交易公司，也不允许分析人员公开他们的研究报告，大多数分析人员都曾被告知，不许对这个或那个问题发表看法，有违禁令而被迫离职的实例不胜枚举。
同时，一支庞大的鼓吹亚洲的多国联合的“啦啦队”，在某些头面人物亲自率领、鼓励下大肆鼓噪。为了给“亚洲奇迹”提供学术性解释和道义基础，李光耀、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等人臆造出了“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奇迹”一起成为蔑视人民自由、抵制民主政治的根据。“集权政府是获得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腐败是一种成功手段”等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只要将“西方的”人权、民选政府等等说教放到一边，政府能不受任何束缚地行使职权，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完全可以实现。
是集团利益，而不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分析“打败”智慧的预言者。利益集团要能继续赚钱、保持特权就可以了，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理论，不断的利好消息才是他们的追求。他们对自己是不是在真实经济中获利也不关心，只要能在金融投机中还能赚钱，还能维持奇迹神话，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原有的经济机器不停地运转，任何不利的消息，都会被坚定果敢地拒绝。指望他们对预言抱理性态度、汲取意见规避危机决无可能，因为那样就得对体制作伤筋动骨的改造，而这是不符合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预言者看清了这一点，敏锐、睿智的观察家们对亚洲经济增长实质作出客观分析，实际上也预言了自身预言的无能为力。
某种预言的经验，汇入文明记忆，或许能对现实问题具有“下一次”的借鉴作用。主观判断对照现实进程，使得预言具有学术、文化与智力意义，对许多正确预言来说，仅此价值而已。
如果危机没有发生过，关于危机必然发生的预言就会被当作妄语——危机发生与否是证明预言是否正确、英明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所有关于危机的英明预言，都起不到阻止危机发生的作用；正因为英明预言的无用，预言的正确英明性质才会被确证。只有在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后，才会产生对预言的正确判断，同时产生对某些人、某种观点的认可和尊重。这些人和他们的观点，在危机前是注定要被社会主流漠视、抵制的，否则就没有危机后的承认。
存在一个永远无法协调的矛盾。英明远见的确立，赖于英明远见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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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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