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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的白重恩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学界都有相当多的了解。最近他在回答网友的提问时，这样来解释中美两国经济学家的不同：在美国，经济学家的成就主要是由同行来认可的；但在中国，经济学家的成就主要是由媒体来认可的。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离“科学”更近一些；而中国的经济学家离“艺术”更近一些。
的确，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在中国成了“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了万人追捧的明星似的人物。要想知道一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为何，看看他受媒体追捧的程度就知道了。近年来，海外投行的研究人员也悟出了这个道理。他们纷纷在国内的报刊、讲坛露脸，风头已经盖过了国内的同行。而且，不少投行都排出了“明星级”研究专家的“梦幻组合”，我们姑且称之为“二人转”。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三家著名投行的“二人转”，他们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谢国忠和斯蒂芬·罗奇，瑞银华宝的张化桥和乔纳森·安德森，以及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和梁红。
摩根士丹利：谢国忠、罗奇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从1997年开始，成功地预测了印尼的经济危机、香港的房价暴跌和内地的通货紧缩，一时间声名大振。
近年来，谢国忠在内地也是名声鹊起，主要原因是他第一个提出了以上海为代表的内地房地产“泡沫”论。当年，在颂扬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潮水般的言论中，他的泡沫论显得格外孤立和脆弱；上至政府有关部门，下至房地产专家学者、房地产商都对他的预言嗤之以鼻。而今，人们不得不佩服谢国忠的先见之明。
最近，谢国忠又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报告：《人民币：最后的午餐？》。在这份短短三页的报告中，谢国忠开宗明义地写道： “中国短期内重估人民币的可能性极小。”并将人民币即刻升值的传言讥为“又在做免费午餐的美梦”。他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在消除不确定性之前将人民币升值有损中国经济。而所谓的外来压力只是“空谈”和“虚张声势的威胁”。华盛顿那些保守主义者的言辞不会演变成实际行动，中国完全能够自主决定何时调整汇率，即使再过两年也没有问题。
摩根斯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对中国一直情有独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他的观点有的与谢国忠一致，比如都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有的也不一致，比如他认为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提高汇率机制的灵活性，解除其本币与美元的钉住或准钉住体制。但他也认为，日本更应该先于中国这样做。
视野颇为宏大的罗奇着眼于整个全球经济的协调，这比“就汇率论汇率”已经高出一筹。他最近又发现中国经济出现重新过热的迹象，值得我们警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罗奇和谢国忠都是坚定的中国房地产“泡沫论”者，但他们的东家摩根士丹利却在中国大肆购买地产，有人因此称他们是受公司利益驱使的“阴谋论”者。对此，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官方解释是他们是很好的经济学家，但并不代表他们的每个判断就指引了摩根士丹利的投资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摩根士丹利意见。房地产部门是依靠自己的分析来作出判断的。
瑞银华宝：张化桥、安德森
瑞银华宝（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联席主管张化桥认为，经过长期下跌之后，现在的股市是一面“照妖镜”，市场相对更加真实了。今后股市还会重复过去的走势，继续两极分化；不过目前市场的好股票不多，坏股票还会下跌，目前市场的坏股票还是太贵。
而对于目前大家期待很高的股权分置改革， 张化桥认为，股权分置根本不是大问题，根本问题仍在于上市公司质量。他甚至要让投资者“忘掉股权分置”。“就算解决股权分置了，也不能增加每股收益，那还讨论它干什么？”
张化桥提出，一些制度痼疾导致中国企业的综合成本上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也直接影响了股市的表现。目前，除了少数行业，在中国经商，基本上已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具有成本优势，而且这种状况还将进一步恶化。因此，振兴股市的惟一办法，是提高企业的盈利和核心竞争力，而创造或保持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是关键。浮躁的人鼓动政府救市，可是把股市抬高以后，如果没有高盈利的支持，股市也会垮下来。
张化桥的同事、瑞银华宝亚洲区研究主管乔纳森·安德森善于在纷繁复杂的数字背后找到真正的事实。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之后，安德森发现，过去，中国的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基本上是水平的。虽然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需求在不断上升，但由于还有无限多的年轻农民在等待就业机会，他们会接受既定的工资水平。而现在，由于农产品价格和农村收入的增加，加上26岁以下的单身工人的富余人数减少，雇佣新的劳动力（与留住现有的工人）的边际成本就上升了。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并非雇不到工人，而是要增加自己的工资成本。从短期来看，这还不导致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丧失。但站在长期的立场来看，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丧失在低端出口产品方面的竞争力——但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发展成功而不是失败的标志。工资的上升并不值得忧虑，反而是应该祝贺的事情。
而面对居高不下的中国投资率，安德森从水平、增长率、融资等角度给出了解释。他注意到，中国大陆的GDP被低估了，而固定资产投资额却存在高估。而从结构上来看，过热的产业部门的投资已经被政府成功地降了下来，因此，投资额的增长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威胁应该不大。
高盛：胡祖六、梁红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虽然已经从研究部门转向投资银行部门，但他显然对研究工作情有独钟，现在还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
早在两年前，胡祖六领导的研究团队就测算出人民币低估15%左右。他坚持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早就应该调整，一两年前就该调整了。这样就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狼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汇率应该市场化，应该有弹性。这两三年经济各方面的风险都和货币政策有牵连，政府目前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现在紧跟美联储亦步亦趋，是“把汇率的自主权也拱手让给别人”。更为关键的是，在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增加汇率灵活性孰先孰后这一问题上，中国似乎正重蹈过去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覆辙，有车马倒置之虞。
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失效是人民币不升值的最大成本。”由于中国现在执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外汇占款放出的货币令央行对人民币供给基本失控，同时增加了票据发行压力。而货币供给失控也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果坚持不升值，换来的就是通货膨胀。
而在2004 年12 月10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梁红坚持认为，房地产泡沫即刻破灭论缺乏证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总体而言是强劲而且健康的，在现阶段,市场的不规则发展还是有限的。
梁红对汇率和房地产市场的看法，与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完全相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判断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得失成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刊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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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任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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