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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报报道，一家咨询公司6月20日公布研究报告显示，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十座城市中，有4座来自亚洲。在内地城市中，北京排名第19位，上海为第30位。这是否意味着，亚洲的城市发展模式本身，倾向于抬高城市的生活成本？不过，调查的组织者已经解释过，这个生活成本指数排名，所反映的并不是各个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而是那些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在各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这个生活成本指数，对普通市民和新市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原因在于，虽然大家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每个人其实分别属于不同的世界。第一个世界由富豪、外籍人士和高级白领们组成，这个生活成本指数反映的就是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感受；第二个世界是普通白领；第三个世界则是城市普通市民；还有一个世界，由庞大的外来人口，即新市民构成的群体。这几个群体，彼此之间往来得很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世界的生活成本之间就没有关联。较为富裕的群体的过度消费，可能会对下一层群体的资源供给构成某种压力，从而拉高后者的生活成本。不过，外籍人士、周边省区的富商们聚集到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乃是十分正常的事。这样的城市形成一个比较富裕的高级白领及中产阶层，也是城市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些群体的聚集，确实有可能不断拉高城市的生活成本，但同时，它又会给城市带来财富。因为，金钱、知识、创新精神的聚集，会给城市人口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和财富。
因此，城市整体生活成本提高，未必意味着生活质量下降。富人的消费有可能拉动其他群体的生活成本上涨，但它同时也能够增加其他群体的收入。只要人们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其生活质量就仍然在提高。不过，在内地各大城市，某些群体确实发出了“京城居，大不易”的感慨。
就社会自然的运作过程来说，财富在城市内部再生产、再分配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好处，虽然不会被每个人平均地分享，但只要交易、合作各方的自由和权利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则这种分配从长期来看，具有趋于平均的趋势。但假如市场和社会的自然机制受到扰乱，部分群体无法分享城市发展的好处，其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城市整体生活成本上涨，就会相对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因而，假如一部分群体感受到较大的生活压力，政府就需要检讨，市场和社会机制是否受到了权力的扰乱。尤其是，法律是否给予了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和权利，从而保证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幸的是，在一些城市，确实存在权力的扰乱现象。
比如，在国企改制中，部分企业被转让后，原来的管理层与受让方大赚其钱，工人的权益却没有得到足够保障。
更不要说，新市民因为没有户籍，而受到的各方面影响了。
这样的结果是，各个群体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差过于悬殊；富裕阶层获得巨大财富，自然倾向于过度消费。通过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推动整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过于急速地上涨，其速度高于其他群体的承受能力，导致其生活质量相对甚至绝对下降，酿成某种社会问题。
面对部分群体生活压力加大的现实，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回归自己的正当职责，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迁徙、从业。平等地保障权利，其实就确立了财富大体公平分配的制度基础，也就不会出现城市财富分配的零和格局：一部分人拉高了生活成本，结果把另一部分人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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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宇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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