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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6月21日《京华时报》）
读此新闻，在感到沉重的同时，笔者以为，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纸面上的成本收益比，还要认识到其他成本，比如农民工的幸福感成本。而且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仅仅从金钱方面认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是一种不完整的、缺乏温情和人文味道的计算方法。
近年来，有的农民工选择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面对此情此景，可有人考虑过农民工的幸福感？即使农民工通过这种途径拿到了本属于自己的工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两者结合，我们就能认识到，农民的幸福感之所以高于城镇居民，原因在于农民对现实生活的低期望值和现代生活对农民的排斥。也是基于这些，笔者以为，公众在关注农民工维权成本的时候，仅仅关注的是物质上的比较，而没有注意到农民工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更遑论农民工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感了。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且认为只有低一级需要满足后才能满足高一级需要。幸福感作为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逐渐引起重视，因为人们超越了物质生活阶段就会关注自我实现，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之后，幸福就成为生活中更有价值的目标。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在关注农民工维权成本时，不要忘记了幸福感视角。
用幸福感视角认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就不能不谈到制度正义。制度正义是保护农民工幸福感的保障。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我们应该明白，一定的制度是否合理，是由该制度安排中所蕴涵的正义所表达甚至决定的，如果该制度安排的正义已明显地发生变化，则意味着该制度的改变、某种新制度的产生。为索回农民工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折射的是正义缺失。如果不解决制度安排正义缺失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讨薪维权的艰难处境，就不可能明确农民工的幸福感问题。
用幸福感视角看待农民工维权成本是谋求制度正义的必然。因为任何不正义都必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损害，必须改变之——不仅要反对不正义的现实，而且要改变造成正义现实的制度，改变人们对形形色色的不正义从无奈、习以为常到有意无意地认同的心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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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宇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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