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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杨眉/上海报道
石油价格上涨，为此中国去年多付出86亿美元，而作为经济受害者的中国，却同时还要承受“能源威胁论”的某些舆论中伤。是谁、又如何导演了中国的这种双重受害者角色？油价上涨的真正操控者又是谁？中国如何摆脱这种被动局面？
现场报道
能源牵动地球人的心
5月28日，上海浦东，上海金茂君悦酒店。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上海市市长韩正、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证监会期货部主任杨迈军，还有来自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的有关官员，国际能源署、摩根斯丹利、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荷兰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专家，以及数百家国内外期货公司汇集于此，共同出席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办的第二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金属与能源）。
素以高雅、金贵著称的金茂君悦酒店内，多功能宴会大厅富丽堂皇，上千平米的论坛主会场，被西装革履、衣着光鲜、神采奕奕的金融界和投行界精英们“塞满”。参会代表的人数似乎超出了主办方的预计，因为座位不够，后到场者只好“委屈”站在了两旁的过道上。看着这些平日里坐惯了舒适“老板椅”的老板们，一脸严肃、全神贯注的听着演讲，同时不停的变换站姿以减轻身体重心带来的负担，着实让人在忍俊不禁之余，平添一份钦佩之情。
“今年论坛的参会人数确实超出了去年第一届，主要原因不仅是今年论坛在原有能源主题之外，又增加了金属分会场；同时，国际市场石油、铜等商品价格持续的上涨，使国内企业在承受价格压力的同时，更期盼通过参与石油、铜等商品期货以及其它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避价格变动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国内石油界的大企业基本都派来了参会代表，”与记者邻座的参会代表、广州济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国强说，“国内的石油、铜等行业的大企业，虽然明白期货市场的重要性，但很多企业高管对相关金融衍生品所知甚少，大家都希望通过参加论坛、会议等，以最短的时间成本获得最权威、最专业和最精华的相关知识，”他如此解释现场的拥挤现象。
茶歇期间，他忙不迭地与诸多名流握手交谈，“他们大都是我们公司的客户，参加过我们的石油期货培训课程。”他颇为骄傲地告诉记者，“我们并不教他们如何进行某一期货品种的交易，而主要是让他们了解期货可以为其公司运转带来什么、避免什么，如何利用期货市场。”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某国内石油企业的参会代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尽管他们公司也一直参与国际期货交易，但对参与期货交易的操作技巧和风险意识还停留在“想当然层次”，“去年发生的中航油炒期货巨亏事件，其实代表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期货交易的现有水准。”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演讲，明确表达了监管层大力推进中国期货业发展的政策表态：积极推进包括金属和能源系列商品在内的战略性资源商品期货品种、商品期货选择权和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开发工作，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梁树和介绍了中国石油进出口贸易政策的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如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原油进口来源、结构、贸易方式、运输渠道诸方面实现多元化等。
除了政策信息之外，来自国内外的论坛演讲者对于目前国际能源紧张、价格不断攀升的原因，给出了一致的、且出人意料的新判断——国际油价上涨不是中国的错，中国无辜成了国际偏见、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替罪羊”。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提供的一组数据为此判断作了最基础的事实说明；来自国际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的亚洲商品主管Ian Potter，则指出国际能源市场上的“金融玩家”，除了对市场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外，也加巨了市场价格的波动，因为“投机者基于其观点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国际能源署石油产业和市场部主管Lawrence Eagles明确表示，国际油价上涨，除了OPEC控制生产外，期货市场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中国的能源需求没有引起高油价，更不用对此负责任。
据了解，作为国内三大期货交易所之一的上海期货交易所，连续两年举办“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目的在于一方面配合交易所现有的铜、铝、燃料油等金属和能源类商品期货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也是为另一大期货品种——石油期货的早日获批和上市交易作积极“热身”。据介绍，交易所内部早已成立了石油期货上市工作组，合约设计、交易规则等相关研究工作已经准备多年。近两年来，国际石油市场的风云突变，正以一种强大的外力推动着中国国内石油期货的上市进程。
对话
高油价带来国际偏见 中国缘何成替罪羊
主持人：杨眉
嘉宾：
梁树和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副司长
杨迈军
证监会期货监管部 主任
陈东琪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
Robert Perlman
CRU（英国商品研究所）主席
Lawrence Eagles
国际能源署石油产业和市场部 主管
Ian Potter
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亚洲商品 主管
刻意强调“中国影响” 试图推卸自己责任？
主持人：对于近两年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有各种不同看法，但西方某些国家提出的、并在国际舆论界较为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是根本原因，甚至更有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真的是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制造者吗？
陈东琪：就我个人观点看，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存在非常明显的偏见。过分强调“中国影响”，实际上是真正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和投机商在转移视线和目标，试图推卸责任。
我们承认，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时间跨度为50年左右的黄金增长期。我们已经走过了年均9.4%的高速增长阶段。到2020年为止的未来15年，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将有所下降，但仍有可能实现8%的增长速度。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快速的能源资源需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因此推断高油价就是中国造成的。
首先，尽管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但是石油的消费量仅占全球消费量的7%左右，大大低于美国的40%。中国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明显小于美国的影响。
其次，仅几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时，美国不仅增加了消费，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储备。美国原油储备量为6年来新高，今年5月20日这一周的储备增加430万桶，升至3.324亿桶，高于历史平均库存水平。美国、日本、欧洲和其他一些储备体系完备的发达国家大幅度提高储备，直接扩大了石油需求，对国际油价产生了影响。
再次，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后，作为世界主要石油产地——中东加剧了不稳定预期，为石油期货的投机性炒作提供了机会。
还有，美元汇率与石油价格之间存在“景气交叉”的关联性变化规律。如美元持续贬值，国际炒家抛售美元买进石油期货和现货，促使油价上涨；今年以来美元币值转贬为升，石油价格随之转升为跌。
另外，俄罗斯的尤科斯事件、委内瑞拉等其他产油国的地缘政治因素等，也都是油价上涨不可忽视的因素。
Lawrence Eagles：一般人印象中，一谈到石油价格就认为是由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的，但事实上，期货市场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至于有人质疑，说目前的国际高油价是否是由中国引起的，中国是否应该对此负责，我回答“不是”。
首先，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不应该抱有敌意，而应该持欢迎态度；另外，从人均能源消费量看，中国远低于一些欧美国家水平；至于消费总量，独联体国家和拉美国家的需求量也非常大。因此，目前的国际高油价，中国需求只是一个方面，而非决定因素。
从石油供应量看，OPEC在控制产量，而非产能减少；同时，欧洲一些大的石油加工厂正在停产维修设备，炼油能力明显不足，这也加大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矛盾。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际高油价，希望OPEC增加产量。目前预计，2005年下半年有可能恢复原有水平。
Robert Perlman：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过渡时期，也正是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该时期的一大共同特点是，对于能源、金属等商品的需求量一定是极大的增加，需求增长速度非常快，如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其国内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国内人均年铜消费量最高时曾达到12公斤；而一个国家一旦进入后工业时代，即服务业发展起来之后，对能源和金属类商品的需求量自然就会逐渐减少。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分析看，任何一个时期，国际市场商品价格都可能因为某些因素而发生较大波动。我们有一个图表，是自1978年后铜的价格走势图，从中可以看出国际价格波动也异常明显，而当时中国并没有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也同样会发生剧烈波动。
国际金融玩家推波助澜？
主持人：目前石油、铜等战略性资源商品的现货贸易，基本都是以相应的国际期货市场价格为定价基准，如突破50美元历史新高、搅得全球不安的高油价，就是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交易的一种中质油。期货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一种高级形式，其投机性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国内也一直有人指高油价是“逼仓中国”，甚至更有“讹诈说”、“阴谋说”等。这种理解是否符合事实？
Ian Potter：对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有一个力量是不能回避的，即国际金融玩家。他们不断涌现，在对市场成长发挥进步力量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波动。
能源市场上的金融玩家很多，如CAT，即商品交易顾问参与期货交易，这类基金一般采用技术导向型的黑箱作业交易系统；再如银行，即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作为经纪商或自营商以及委托人参与业务；还有对冲基金，有些基金是根据宏观趋势按照石油和天然气的实际标价来交易，而有些基金则集中于能源的相对价值进行交易；除此之外，还有机构投资者和私人股权基金等其他形式的金融玩家。
近年来，金融玩家的投资方向，已经从原来的一般商品转到能源商品的期货买卖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增加能源储备，金融玩家对市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如去年原油期货突破50美元大关，并发生了2004年“6月汽油危机”，基金的持仓量明显增加，投机者基于其预测观点对市场变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梁树和：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高油价不单纯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还收到投机炒作的影响。中国原油进口量只占世界贸易量的6-7%，对国际油价的影响非常有限。事实上，中国是国际油价上涨的真正受害者。如因为油价上涨，去年我国石油进口多支付了86亿美元。
从全球角度看，现实中存在的“亚洲溢价”更增加了亚洲石油进口国的成本负担。据了解，过去10年间，从中东出口到亚洲的石油价格，比出口到欧洲的石油每桶高出1美元，比出口到美国的高出3美元。
中国如何摆脱双重受害者角色？
主持人：这种看似不平等的国际现状，也许有其客观的市场化因素。面对这种现实困境，中国真的就束手无策吗？撇开国际偏见不说，如何满足国内石油等能源需求的增长，依然是个严峻的现实话题。就国内而言，未来是否存在能源危机的可能？如何避免这种可能？期货市场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陈东琪：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会诱发能源危机，因为中国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即使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2004年，中国能源自给率依然保持在94%左右。能源生产中，煤炭占76%，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份额的68%。至于中国的煤炭储量，尽管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不同，如国家煤炭安全监督局、国土资源部和煤炭地质局分别为1145亿吨、1892亿吨和2000亿吨，但有关专家提供分析数据说，中国的煤炭开采期还可延续100年以上。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对于中国未来能源需求的预测，都是描述了一个“不变的能源需求情景”，即假定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变、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不变、能源需求弹性不变等，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强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降低能耗，因此我们正面对一个可变的能源需求前景。目前中国经济能耗增长为经济增长的1.5倍左右，发达国家为1倍，可以预测，如果未来中国达到发达国家的能耗系数，即使经济增长50%，也可以不增加能耗，中国未来有很大的节能空间。
中国政府正在逐步推行新的能源政策，基本方针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立足国内，节约为主。短期看，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如2004年全国每万元GDP耗能比1990年下降45%；今年一季度，节能效果进一步提高，如吨钢可比能耗，鞍钢下降了3.7%，首钢下降了12.1%，为历史最好；吨钢消耗新水，鞍钢减少4.6%，首钢减少33.8%，各主要生产线的水循环利用率达93%以上。
梁树和：根据商务部等相关统计数据，目前我国的原油加工能力已达3亿吨，加上在建项目，成品油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国内市场对成品油的需求。2003年和2004年，我国总体能源当量（包括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均不到5%。
2004年，我国石油勘探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净增石油地质储量12.6亿吨，净增可采储量2.22亿吨。2004年我国原油生产量为1.75亿吨，换言之，我国剩余石油可开采储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成品油进口总量不会有大的增长。
杨迈军：目前国内期货市场中的铜、大豆等期货品种，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定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去年刚推出的燃料油期货交易，也为未来正式推出石油期货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从国际环境看，加入WTO和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国际商品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增强，“中国因素”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日益凸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强劲，供销两旺，价格波动剧烈，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需求明显增强。
目前，国内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一步显现，发挥了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的基本功能，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期货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明显提升，与国际期货市场的联接更为密切，在全球定价权重影响力明显增强。
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性资源商品、农产品，以及股指和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是中国证监会未来开发期货新品种的重要对象。
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依托上海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强化管理，开拓进取，目前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易所。如上期所的铜期货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步成为现货贸易的定价依据；上期所去年挂牌交易的燃料油期货，参与面越来越广泛，在亚洲市场逐步产生影响力，为我国开发石油期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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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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