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助理海闻认为，教材的“编”是一个边缘地带，“我写了编，你就没法说是抄的。”海闻希望教科书里取消“编著”，这样就能防止借助“编著”来进行学术抄袭。“在国外，学者出的教材都自己所著，但在国内，就不一样。”

　　本报记者李晨赵杰发自北京

　　“编著”

　　“当时我的书是作为教材用，里面有一些内容是摘编的，但是在书末的参考书目里没有说明，这是我本人疏忽的一点。”复旦大学太平洋与金融学院副院长尹翔硕说。

　　导致尹翔硕陷入一场抄袭风波的，是他所编著的一部获得“教育部推荐教材”称号的《国际贸易教程》。这本教材被指涉嫌抄袭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中的部分内容。目前，《国际贸易教程》已经出版了第二版。

　　尹翔硕告诉记者，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之处后，抓紧对教材进行了修订，并于半年前将书稿交给了出版社。尹翔硕坦承了自己的不妥之处，但他认为自己的处理是适当的，“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学者。”

　　学者涉嫌抄袭的事件，在高校中已屡见不鲜。经常有匿名信件投向学校管理者，要求处理抄袭事件当事人，同时，这些信件也开始扩散到一些学术网站，或学者们经常光顾的论坛上。

　　消息人士称，国内一些学者在编著的图书中，越来越多地直接摘抄国外学者的专著，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强烈不满。2004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即为此到中国找相关部门投诉国内某著名高校大量侵犯其出版的图书版权的行为。

　　“抄袭是目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子奈说，“译、编、著三种方式，有着本质区别。译，就是翻译，这没什么可说；编，吸收了别人的内容，看上去和别人的差不多，但作者是经过把他人的内容理解了以后，自己写出来的，这种情况，我们不太计较你的理论的来源，以及模型的来源究竟是谁的。”

　　李子奈认为，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国学者处于弱势，一直处于学习状态，在学习中，理解了相关理论，再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教材中，这是合理的，中国学者要做的是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加以改进，并把其中的例题换成研究中国国情的例题，同时能够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能够做到这样，也就算是创新了。”

　　对于“编著”和“著”的看法，尹翔硕认为，不管是编著还是著作，都必须在书中注明自己的参考书目，这一点是肯定的。

　　北大校长助理海闻认为，教材的“编”是一个边缘地带，“我写了编，你就没法说是抄的。”海闻希望教科书里取消“编著”，这样就能防止借助“编著”来进行学术抄袭。“在国外，学者出的教材都自己所著，但在国内，就不一样。”

　　缺少刚性约束的“编著”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白重恩认为，目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专著的分量很重，而真正的专著很难写，需要非常高的水平及深入的研究。但教材，尽管也可看作是专著，但在“编”的支持下，使得教材的编著变得很容易，于是学者们纷纷编写教材，随之带来的是教材市场的高度分割化。

　　“大家都在编教材，教材编出来，当然是给自己的学生用。”白重恩说，这样的结果，便是大量学生无法接触到业内最高质量的教材。同时，因为所编写的教材只在自己的学生范围内使用，很难获得向其他学校推荐的机会，其他效用并不大，于是学者们就会以东拼西凑的方式，以最低成本来编写教材，低质量教材充斥在高等教育教材市场上。

　　与此同时，因为学术界尚无一个既定的规范来约束学者的抄袭行为，只是在道德范围内有一个简单的约束。对此，李子奈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编教材的时候，要注明来源，但很难注明是哪一部分来源，只能在专著的前面，或者最后注明来源。在操作时，很难严格地说清楚有一个规范。”

　　白重恩告诉记者，即将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大型讨论会上，学术道德是这次会议的讨论议题之一，其中的讨论重点，就是制订学术规范。

　　如何与抄袭划清界限

　　在规范尚未建立之前，国内经济学界将提升教材的质量寄托于西方教材的本土化。海闻说，大约10年前，国内经济学教育处于无法和国际接轨的境况，但国内已有少量引进的国外教材，只是这些教材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这些教材翻译的时间很早，比较老；另一方面，它不一定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教材。”

　　1995年2月，已经任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的海闻回到北大，随即参与主编了《经济科学译丛》丛书，开始全面、系统地引进国外最新的经济学教材。

　　“经济学的教育有几个阶段，第一步是引进，进行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引进；第二步，拿过来，进行本土化。”海闻说，《经济科学译丛》当时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必须是教科书，二是必须是3年之内的最新版本。

　　在回忆主编这套教材的经历时，海闻告诉记者，“这套译从让我们对现代经济学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并且带动了其他高质量翻译丛书的出版。”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为此撰文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较重大的改变。从政治经济学为主的传统经济学教育，向西方经济学教育体系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国内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在这其中，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转变。”

　　夏业良回忆说，“当时，不止是学生，连教师也争着购买《经济科学译丛》。”

　　李子奈告诉记者，1998年是中国经济学教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针对本科教育，教育部成立了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始系统地讨论经济学核心教材的编写，到2000年，这些教材陆续完成。几乎是同时，由于提倡引进国外高水平教材和提倡双语教学，国外大量高水平教材被引进，目前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两套并行的教材。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谈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时，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梁晶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王江在受聘于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时，多次回国讲学，通过这些积累，王江所著以中国经济现象为主要释例的《金融经济学》教材，将在本月出版。其后，陆续会有更多类似的教材出现。

　　海闻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是必要的，“我们有可能写出适合中国学生的教材，把中国问题作为很好的例子，这需要中国学者来出教科书。”海闻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目前，中国学者编写的教科书已经很多了，但目前是以汇编为主，甚至有抄袭行为。”

　　“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为世界经济学提供很好的素材。”白重恩说，“教材市场有中国特色，高度分割化，自己的教材自己用。”他认为，教材的本土化是一个很复杂的事，“要有很深功底的人才能做，他要对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有体会，在研究的问题上是针对中国的。”

　　学生们则期待更多本土化教材的出现，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实验班研一的胡精神，他的本科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胡精神告诉记者，自己和同学们在平时的专业书籍选择中，主要选择国外书籍（或其中译本），“只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材中，才选择国内学者的著作。”他同时也表达了对国内学者以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水平专著的期待。

（ 责任编辑：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