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改革三原则：主动性 可控性 渐进性

　　本报记者 李雁争报道

　　温家宝总理在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涉及人民币汇率。

　　总理的每一次表态总是能引发各界的关注。2005年3月，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出其不意”。这使得一直关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国内外投资者意识到，人民币汇率会成为2005年中国宏观政策的最大悬念。

　　开幕式上，总理特别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三原则——“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为此，本报特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院长马晓野博士共同解析总理的发言。

　　主动性

　　巴曙松：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变组织的游戏规则看，汇率的选择是一个国家经济决策的重要内容，出发点是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本国的国际收支的状况。现实情况是，由于近些年来，特别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加上特定的汇率制度，使得我们面临着一些升值的压力。

　　马晓野：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利率应该是市场化的，汇率则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国家有权制定自己的汇率政策。

　　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这都是出于政策选择的原因。近来中国也有些人打着似是而非的经济学理论，大谈汇率应该市场化，这是很没有道理的。

　　易宪容：即便汇率应该市场化，西方的理论也未必适用于中国。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多少在国外流行的东西，移植到中国就非驴非马，如证券市场、现代公司制度等就是如此。

　　因此，采取哪一种人民币汇率制度，对于十分务实的政府来说，应该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而且，货币作为一种含有主权意味的东西，是不需要他国来告诉我们如何做，更不需要他国议会通过什么议案来强制我们怎么做。中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合适的选择。

　　可控性

　　巴曙松：中国不是第一个遇到升值压力的国家，德国和日本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德国控制得很好，但是日本就没有，所以升值给上世纪的日本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参考德国的经验，汇率改革应该服从宏观调控。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易宪容：总理提到的“可控”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能够控制的就不是市场行为了。但是我们应该做好“预习”，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我们能够采取的对策，把升值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马晓野：我们目前的金融体系非常薄弱，国有商业银行正在改制过程中，股市更不用提了。我想总理说的“可控”，主要是这些方面。

　　渐进性

　　巴曙松：最近中国的经济已经回落，在回落的情况下升值是非常冒险的；第二，美元正在走强，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升值的压力；第三是基于投机因素没有减弱，我们更不会仓促升值。

　　易宪容：汇率的调整要先过4关，即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需要加速；需要有完善的法规和财务制度的支持；汇率的变化需要有相应的外汇市场；汇率的放开及资本账户开放等，只有这样，人民币汇率水平才能建立在国内汇率配套机制成熟的基础上。

　　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目前不少人在炒作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我感觉这样做对整个国家经济可能带来不少风险。

　　马晓野：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中国在世界上ＧＤＰ的排名就要靠前，那么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马上就能实现。

　　这样中国就成为一个富国了，现在享受的低息贷款、国际援助等优惠政策就享受不到了。但是中国的ＧＤＰ虽然总量大，人均还很少，且不说总量还有一些统计上的“水分”，我们还远远不“富”。现在升值是非常不合适的。

　　特别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非常“微妙”，还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一旦升值，中国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 责任编辑：胡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