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经济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的争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场争论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认为已经过热；一种认为只有局部过热；还有一种认为并未过热，甚至存在重陷通货紧缩的危险。在这些观点中，PPI(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和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走势是大家经常引用的数据，也是牵动诸多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神经的两个重要数据。

　　但是，笔者认为，真正能够反应经济全貌的物价指数只存在于概念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有关指数的问题始终在困扰着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其中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

　　其一，物价指数统计过程中存在着样本与总体之间的矛盾。考虑到采集样本的成本，任何指数的编制都只能采用少量的商品，即所谓的一揽子商品来代表所有的商品。在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中，统计的工业有37大门类，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仅统计其中的9个类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2001年以后进行了修订，扩充了统计范围，将与人们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服务类费用也计入价格指数，共统计8大类13小类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统计的范围从原来的325种商品增加到550种商品和消费。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两种统计范围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价格指数的统计，也仅是成千上万种商品的一小部分。以如此之小的样本来代表浩如烟海的商品总体，其准确程度肯定要受到影响。譬如，最近有关CPI统计中缺失了房地产价格因素的讨论就是物价指数样本与总体矛盾的一个集中表现。

　　其二，新商品层出不穷是物价指数研究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随着现代经济中科技的飞速进步与消费者需求偏好改变等原因，物价指数的报告期将会出现其基期并不存在的商品，与此相对应，基期存在的商品还有可能在报告期由于各种原因退出市场。新商品的出现与原有商品的退出使基期和报告期的商品种类、商品价格出现变化，导致有关物价指数的统计出现困难。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每年都要引进数以百万计的新商品，这必然对物价指数的准确性产生重要影响。忽视新商品会导致过高地估算价格的膨胀，相应地会过低地估算实际增长率。以手机为例，由于2000年我国手机消费热潮尚未启动，因而手机价格的因素并未列入CPI的统计之中。历经5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手机生产和消费大国，且手机的种类与功能较2000年而言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仍将手机价格因素排除在CPI统计之外，难免有所偏颇。

　　其三，商品结构变化导致物价指数统计困难。商品结构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真实成本的改变，这也包括由于扩展新的市场带来的规模效应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一是需求方面，消费者收入的提高或者偏好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商品的支出结构，甚至收入分配的改变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商品结构的变化使得不同商品在支出中的比例发生改变，进而对经济的影响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随着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食物在人们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不断减少，粮食价格水平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力也相应下降。从2001年我国采用国际通用做法，逐月编制并公布以2000年价格水平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算起，2000年至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49.1下降至45.6,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39.4下降至37.1,降幅分别达到7.2%和5.9%。在商品结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势必会影响到物价指数的准确程度。

　　其四，物价指数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石并不牢固。加总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遇到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难题，所谓的加总问题是指从微观经济个体(如厂商、个人等)行为结果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方法得出宏观经济总量。而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证明，无法得出一个标准的同质总量进行加总。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将涉及极为复杂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在此笔者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比如，一个普通的面点师工作1小时可以做100个面包，而一个电影明星拍一小时的代言广告可以获得多至7位数的收益，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和劳务简单地加总，势必得到一个含混不清的综合体，其实际意义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发现物价指数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物价指数的认识根深蒂固，往往忽略了编制物价指数遇到的困难。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专著《货币、信用与商业》中提出过警告，“人们当前往往非常大胆地利用指数作一些极为重要的估算和计算”，如果将物价指数用于不适当的目的，“我们从可靠的指数中获得的东西，也许比仅仅根据常识，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获得的东西更不可靠。”如今看来，这一近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忠告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也许，物价指数的发展需要人们进一步重新审视指数编制的意义和目的。(作者为华西证券研究所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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