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京议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开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利益结构在理论上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并且是决定该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制度的调整带来了利益结构的变化，并且由这种变化导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构成了体制转换中的社会和谐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准确把握社会利益结构状况，加快社会利益结构调整步伐，已经成为造就现代社会和谐环境的重要条件。

　　把握利益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而这一特征使得这个“过渡阶段”被指称为社会转型期。普遍的观点认为，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往往产生于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阶段。一个国家的社会和谐状况与该国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并且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通常，社会结构不稳定并延续时间过长的国家，其社会和谐的程度就相对较低，甚至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而在社会结构上能够尽快消除内在差异和对立的国家，其社会和谐就具有坚实的基础。这种对比结果，已经普遍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现代社会和谐机制，以至成功走出传统社会的衡量标志，甚至还把它视为能否顺利向现代化转型的一项重要指标。

　　当然，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及其利益结构的变迁，不一定能称得上是显著的社会运动，但是，它的存在和加剧意味着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重新分配，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重组，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特质，显示了社会转型期中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某些重要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而且它必然是社会的深层结构。此种分析表明，利益结构关系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中介，而这种中介作用体现了一种以社会成员内在的利益要求为基础，通过利益结构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关系转化的功能。

　　利益结构中的要素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一般来讲，比较重要的要素有利益结构的主体、利益观念的刚性、利益价值的取向和利益实现的方式等。其中，对利益结构主体的分析是最为重要的。因为，社会利益结构关系的分化以至新的利益结构主体的形成，都是通过一定社会的利益阶层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来的，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掌握和支配利益资源的状况。在新的经济制度和体制的作用下，一部分掌握和支配了利益资源的阶层和群体，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动和优势的地位，而相反的人们只能处于相对被动和劣势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控制和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主导力量的现实政权，其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实际状况，不仅决定和反映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也关系到自身的执政基础及其合法性。

　　因为大量事实已经表明，利益结构不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会严重肢解社会资源体系，造成交易无序、分配不公、腐败滋生，以及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而且还将阻碍社会成员的统一认同，进而导致彼此的敌意与仇视。因为，经济制度与利益关系上的矛盾非常容易积聚于观念领域，严重的观念冲突往往表现为思想、文化上的裂变和分野，引发不同利益阶层和群体在心理上的对立，以至降低社会认同感和协调性，从而为形成社会不和谐因素酝酿心理基础。这种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必然显得极其脆弱，特别是在利益受损的那部分利益阶层及其成员中，传统利益观念的刚性作用将得到充分体现，它们将成为新的利益结构形成和发展的严重障碍。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模式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利益结构，尽管不能把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分化看作是显著的社会运动，但是这种变化完全能够充当社会运动的“助动器”，它可以通过国家制度和政策的作用构成社会和谐运行的内在动力。事实表明，利益分化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另一方面利益分化过程中的特质表征了社会变革中某些领域的特点。认识和掌握这些特点，有利于现实政权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为此，我们必须从中国现实社会的实际出发，认真分析研究利益分化及其利益关系结构变迁的走向，进而提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相应制度和政策，以实现社会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发展。

　　实施公共选择是达到利益均衡的路径依赖

　　各种理论分析都指出了导致利益不均衡的种种原因，而这种分析并不是一般的否定市场机制对利益分配所具有的调节功能，而是要指出实现利益均衡的条件是严格的。由于某种条件的不成熟，现实的利益整合经常会偏离均衡，甚至常常把这种非均衡理解为一种社会“常态”。但是，和谐社会总会提出创造条件实现利益均衡的客观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和谐社会决不是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它应该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事实表明，社会内部存在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制度机制转化和创新的强烈诉求。因为，社会利益关系越复杂，冲突与整合的问题就越显要，制度机制转化与创新的需求就越迫切，所以，创设和建立具有均衡性的利益制度与机制，已经成为调整利益结构进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核心要求。

　　事实上，在利益分化基础上而形成的多元结构，已经在学界中被普遍看作是和谐社会中制度架构的重要内容，而多元结构的稳定性恰恰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性，这种均衡性的实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资源的平等分配，进而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一样，能够在国家政治架构中拥有表达自己利益的真实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政府对利益关系的整合过程，实际上是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以至引导其实现利益妥协和均衡的过程，而社会中的利益均衡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而形成的。因为，一项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缘于一个利益群体的孤立行动，尽管每个利益群体都会始终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但是这种选择会受到其他利益群体的抗衡，而在不同利益群体相互抗衡中形成的这种机制性的制约条件，必将构成任何一个利益群体都不能任意选择利益制度的约束前提。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体制转变始终是一个充满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过程。实践表明，将利益置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地位，是任何社会转型国家都必然经历的步骤，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都会基于自身利益来考虑问题和制定策略，因为他们对改革所持的态度都出于一个理由，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种分析表明，制度的变迁也不应该单纯取决于领导集团的偏好，而必须成为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公共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经过公众选择的制度，才有利于对社会不公平的分配进行有效调整，进而使不同群体之间的激励得到公平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实施公共选择已经成为实现利益均衡的路径依赖，而政府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则是通过创设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进而为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奠定基础。

　　在具有规范性的制度框架中，尽管利益分化的实际状况和相关解释各有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因为利益关系而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这种考虑出自于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能够形成社会的人格保证，进而获得具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的需要。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利益均衡的制度化形式缘于不同利益归属的社会组织或团体的产生。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作为利益群体及其所归属的社会组织具备三种职能：一是协调利益主体与国家的关系，二是协调利益主体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充当利益表达的工具。因此，它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位于公民个人与国家这个庞然大物之间的“缓冲器”。从利益冲突与利益调节机制的角度看，冲突是利益矛盾的一般化形式，这些形式构成了全部社会利益矛盾释放的过程，而社会利益团体的制度化和合法性，则是使利益矛盾转化为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通道和桥梁。因而，这种制度机制构同时构成了和谐社会中理想秩序的“安全阀”。

　　立足本国实际是实现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则

　　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阶段并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而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走出这种境地就非常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往往需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但是，现存二元结构的国际环境使现代化的发展变得极为复杂。当发展中国家处在内部落后、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就容易使它的发展不表现为一种创新的过程，而是从先进发达国家那里借鉴和输入制度性因素的过程；同时也决定着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然而这种急剧的、不平衡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加剧多重的利益分化与重组，而利益结构内在的对立和冲突又很容易形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握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惯性及其影响力，切实将各种利益关系整合进一个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框架内，特别是要从制度上消除那些制造和强化二元对立结构的弊端。

　　由此可以认为，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利益制度，应该表现为国内各个利益群体最优战略选择的集合体，如果政府在转型中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意味着不允许作出创新性的实验安排，而没有各个利益群体在创新的实验中获得新增收益，那么新的基础规则和制度就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要么是动摇不定的，要么以十分激进的方式进行演变，总之不可能形成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新的制度安排。相反，具有实验过程和均衡性的利益制度，就会在两个维度上获得实质性效果：一是各个利益群体都会以适当的方式对国家利益制度予以确认和维护，在客观上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力量；二是国家权力在不同群体博弈过程中受到监督制约，政府的执政合法性程度将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

　　事实还表明，利益分化显著的社会必须要以有效制度与国民基本价值观的高度一致为保证。制度是社会规范的一般形式，而价值观决定了规范化行为的方向。由此表明，和谐社会进行利益协调的原则和方法必须与特定的公共价值相连接。在中国，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一贯强调把维护公共利益与鼓励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相结合。这一公共价值属性，决定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接受和遵守来自中国社会主义秩序中的诸多政治性要求，其集中表现就是体现和执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政策。如果这种整体性的利益主导价值被丧失，那将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人文关怀、精神原则和公共生活，并会因此而增加调节利益关系的难度，更无法形成能够应对社会危机的制度安排。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结构的重组会给政府整合社会带来压力，但是它也为现实政权按照本国实际推动制度创新，进而为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和全面进步提供必要的条件。

　　（作者为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研究员）

（ 责任编辑：魏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