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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十余年致力于慰安妇研究，在海外机构的帮助下，他一直资助幸存的中国慰安妇老人。
■澎淑 发自北京
苏智良真是很“平”的一个人：穿着平常、面部平和、语气平淡。
如果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项目、他正从事的事业，那么他与其他学者呈现给人的惟一不同就是拍照时很会摆姿势，更讲究背景色彩。
可是，有的人就像泡在杯中的接骨木花，在沉浸中香气慢慢散发，而且越发浓郁。
显然，苏智良就是这样的人。
1985年，祖籍浙江嵊州的苏智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他做研究生时写的论文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研究》。毕业后，他从事毒品史研究，写过《中国毒品史》、《禁毒全书》。
作为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他当初的研究方向是上海发展史。但现在，他更致力于调查中国慰安妇历史，寻找中国现存的慰安所，关注中国幸存的慰安妇的生活。
寻找慰安所
“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很矛盾。这个民族的特性也很矛盾。他们的民众很有礼貌，很爱学习，但是日本侵略过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慰安妇也是女性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刚刚结束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主办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与读者见面会的苏智良，口里边念叨时间太紧，要见缝插针，随即就步入了正题。
“从毒品到慰安妇，你研究跨度挺大的。”
“对。我从1992年就对上海现存的慰安所进行寻找和调查，研究日本史算从那时起吧。”
1991年，苏智良作为上海师大选取的公派客座研究员在日学习深造。在这段时间，他还被安排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兼任日本东亚学院的中国语教师。
“涉入这个研究领域纯属偶然。” 苏智良边走边回忆。
1992年3月的一天，一个日本教授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问苏智良，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在上海？
“我当时就被问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来，这让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智良皱了下眉头。
在苏智良日后出版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里曾提及：一天，我在日本神保町的旧书店里，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黑白照片的上面，有着两排日本式的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去作乐。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与此同时，日本的《每日新闻》刊登了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国会的演讲，公开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曾经参与了慰安妇的征集。不久，上海杨家宅慰安所的照片作为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的象征，被各大新闻媒体报道采用，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
“我对这张照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个杨家宅在上海的何处？里面的慰安妇是什么国家的女子？后来这个慰安所怎么样了？……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1993年6月11日，苏智良结束了留学生涯，与妻子陈丽菲一起回到上海，一起投入对杨家宅慰安所“地毯似”的搜索中。
从寻杨家宅慰安所打头，到进“大一沙龙”、访“三好馆”，至今，他们已找到了149处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原址。
“大一沙龙”位于东宝兴路125弄，是日本海军在亚洲设立的特别慰安所之一，从1931年到1945年，它既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我认为它不亚于‘奥斯维辛’。今年3月3日，我还去过那里，周围拆得差不多了，听说它已被列入拆迁计划，政府要在那儿建一个住宅商业区……” 苏智良双目扫向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稍时，他颇感无奈地笑笑。
寻找受害者
“我这次来北京，本想看望一个受害者，可惜时间不允许。她比较特殊，当年还是个女学生时，被一个日军高层看中，强占了好几年，并为他生了个小孩。即使她现在生活优越，即使那个日本人后来跑到中国向她下跪认错，她还是愤恨不已，她心里还是很痛苦。”车在拐弯时，苏智良看向窗外，突然聊起了“个案”。
“你好像已经练得刀枪不入，不动声色了？”
“我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份资料。我家里存放着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每盘都是血泪交加，惨不忍闻。可能痛苦得都麻木了，也可能我是男性，感情坚强些，另外，我还有其他研究课题可以缓冲……”
停顿片刻后，“不，我还是痛苦的。”
“她是南京的一个受害者。我们就叫她杨大娘吧。”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分子企图借“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为舞台举行所谓“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集会。
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苏智良一行带着杨大娘前往大阪进行控诉。
“我记得很清楚。她不愿抛头露面，我们就用一块白布单子遮蔽着她，再把光打在上面，这样就可看到她的身形了。她在后面讲叙，旁边有人做翻译。当她讲到她7岁，就被3个日本兵强暴，从那时到今天都在使用尿布时，我当场哭了……这种痛苦实在难以用语言描述。” 苏智良回忆着。
“你们是怎样找到幸存者的？”
“有时是通过群众来信，有时是通过当地调查组的反映，有时是通过查阅老兵回忆录等资料。” 苏智良说。
他们为了找到这些慰安妇，会住在当地与她们沟通。有的人会很快袒露伤疤，有的人却死也不愿开口。
苏智良曾得知上海某处有一个慰安妇尚在人间，他们想了很多方法，老太太就是不承认。
“得知她有个幸福家庭，我特意请警察把她请到警局，就是为了避开她的家人邻里，但她不愿意回想。直到最后，她才悄悄地对我说，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了，就让它烂在我的肚子里吧。” 苏智良轻轻叹息。
苏智良是理解这些慰安妇的心理历程的。做过慰安妇的女子要么终生不嫁，要么嫁人后受到丈夫的毒打、子孙的欺凌。如果很幸运有个好家庭，她们就会过得和平常人一样。
“但伤疤一旦揭开，她们会加深痛苦。有的在讲述时会无法控制，号啕大哭。有的因此而患上精神病。每次问完后，她们都像死过去了。” 苏智良压低了声音，“我很感激我妻子，有些细节是要她去倾听的，有些情感交流是要她去做的，她比我更痛苦……”
“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
“的确。否则张纯如不会自杀。但我们还要继续，也必须继续，我们必须记下来，让全人类都知道这段最悲惨的女性史。” 苏智良声音渐渐提高。
援助幸存慰安妇
“我一年要出去28次。两湖两广、北京、山西、吉林、辽宁、天津、山东都去过。有人问我为这事付出多少？精力无法计算，经济上以前没统计，现在大约有8万元是私人掏腰包。” 苏智良轻点着桌子，“我个人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想说的依然是幸存的慰安妇的生活问题。他到一个少数民族的陈姓慰安妇家里去，揭开她家的锅盖，发现里面竟是野菜。苏智良问她这是猪吃的吗？她告诉他，第一碗是自己吃，剩下的给猪吃。
“最惨的是山西的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因为早年作过慰安妇而被村民遗弃，一个人没人照顾，昏倒在小道上几个小时醒来后，独自回家从水缸里舀瓢水喝就完事了。
“当地政府一点不管？”
苏智良没有直接回答，“有的老太太要出国控诉作证，当地官员就当着她们的面训斥道，你还干过这事啊？还想丢人丢到国外？回去，回去……但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浙江义乌还不错。”
苏智良很想做一个系统调查工程，“现在不快点做，以后没有得做。你想想，这些受害者早年身体受过创伤，晚年境遇不妙，八九十岁的人了，还可活多久？”
苏智良还曾想建所老人公寓，“国内没有慈善机关、基金会提供长期援助，所有捐款加起来才三四千。那些幸存者每人每月所得的100元补助，也来源于海外华人组织的援助。在韩国有慰安妇之家，在中国，有的慰安妇只想有口吃的就行。我想建所老人公寓，房子都看好了，可一想到程序、管理、经营，我就感到吃力。”
“想过彻底放弃吗？”
“想，特别是经费缺乏、人手不足的时候。但，只要有一个幸存者还活着，我们就会援助她到死为止。” 苏智良的回答依然平静，却极为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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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单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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