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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高科的品牌形象正以光年的速度下坠。
“我没有任何的悲观，只是痛苦、痛心……南方高科不会倒下，但是付出的代价以及品牌的伤害程度相对于以前，即6月23日前要大得多。”6月27日下午，南方高科总裁陈震携四位副总裁紧急约见包括本报在内的广州媒体，表示“管理层会尽最大努力坚持到底，但目前这个情况管理层很难控制，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将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正是6月23日发生的故事，让一切加速起来。这天，湖南一家银行对南方高科一笔2000多万的到期贷款提出起诉，要求法院进行财产保全，从而查封了南方高科的手机生产线以及仓库、电梯等在内的设备物品，整个公司顿时陷入停摆状态。
按南方高科高层的说法，问题似乎并不复杂，这只是一个包括供应商和银行在内三方承兑的4000万元票据业务中，一单2000万到期贷款引来的“外地法院不理智的查封”。然而，由此引发的问题并不简单，距查封已近一周，至本报截稿时止，南方高科依然未能复产，重组事宜猜测四起，各债权人也纷至沓来。
更令人惊讶的是，6月27日，本报记者从开发区法院立案庭获悉，6月24日，南方高科“疑似”大股东凯得控股将南方高科告上了法庭并正式立案。
因2000万被查封？
南方高科到底有多少债务？
6月27日，守候在南方高科门口的记者碰见了前来讨债的一家深圳供应商的营销经理。他说，我们一直为南方高科提供原材料，从2003年停止供应后，两年多来一直在追讨南方高科所欠的200多万货款。
当日，本报记者从开发区法院立案庭获悉，来自深圳、佛山等地的债权人近日陆续将南方高科诉至开发区法院。立案庭接待询问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告南方高科的人并不是少数。
据记者多方了解，有关南方高科负债状况，坊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南方高科欠供应商3亿、经销商1亿、银行11亿。其中大部分的债务关系来自广州本土银行的贷款。”还有一种说法是，“南方高科欠经销商货款1个亿；原材料供应商5000万；广告公司广告费和售后服务劳务费2000万；银行贷款2个亿，共计3亿7千万。”但均未得到确认。
6月27日，当记者就此追问陈震，他表示，“目前负债应该有好几个亿，具体金额多少也不清楚，其中欠经销商的共有几千万。”
而查封事件到底牵涉到哪家法院、哪家银行？27日的媒体沟通会后，面对本报记者的单独提问，陈震含糊地表示“发难”的是“长沙的商业银行”，并说事发突然，“之前没有与南方高科有过任何沟通”。
然而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不少经销商和供应商向记者表示，他们怀疑查封与南方高科因启动长沙建分厂项目导致债务剧增有关。
2004年，南方高科曾计划以2000万美元在长沙地区选址建厂。据称，虽然之后放弃了长沙建厂的计划，但在规划建厂的过程中，南方高科和长沙的一家银行及经销商之间签订了三方承兑的合同。根据传统的“三方承兑模式”，当时由银行先按进货总额给厂家开出承兑汇票，但南方高科长沙厂流产，加上资金链紧张，开工不足，使其拿了银行的货款，却发不出货来。过了还款期几个月之后，长沙的银行毫不客气地将其告上了法庭。
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媒体曾广泛报道去年11月11日，南方高科与香港亨威投资公司就规划年产值50亿元的南方高科数码科技园项目正式签约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6月27日，记者就此追问陈震，陈很干脆地否定了因长沙项目导致公司负债并被追债的说法，并称，“长沙这个项目已经放弃，没有投过一分钱！”
本报记者曾试图进入南方高科厂区，查证法院封条的署名单位，但是由于这几天该公司保安一直阻止任何记者和债权人入内，记者并没有亲眼见到法院封条。
此前，媒体普遍认为是广州开发区法院查封了南方高科。记者致电广州开发区法院立案庭，该庭工作人员却很干脆地说，最先查封南方高科的法院并不是我们，媒体报道有误。
而南方高科常务副总裁杨卫表示，首先来查封生产线的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有广州开发区法院对设备物品的查封，还有交叉查封的。副总裁兼营销中心总经理王宝森也向记者表示，前来查封的不光只是一家法院，“有来自长沙的法院，也有广州开发区法院”。
谁是大股东？
当南方高科身陷资金困局，外界期待着大股东能迅速拿出重组方案，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其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凯得控股。
资料显示，1999年，信息产业部七所以手机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人员作价4551．8万元，占20．41％股权，与广州方面合资成立南方高科。2004年12月，媒体纷纷报道，凯得控股将要从广州机电资产经营公司手上接下南方高科的64．18％股份，并且将注资1亿元至3亿元提升南方高科的生产制造能力、产品研发实力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壮大南方高科的抗风险能力。
然而，6月24号凯得控股将南方高科告上了法庭并正式立案的消息，直接引发了记者对凯得控股作为南方高科大股东的疑问。而在27日的沟通会上，记者多次问到大股东凯得控股将怎样帮助南方高科重组，但包括陈震在内的南方高科高层都没有向记者说明凯得控股是否为公司大股东。
就在沟通会之后，记者曾致电凯得控股，询问重组南方高科进展情况，但该公司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再三向记者强调，他们并非南方高科大股东。
稍后记者致电陈震，陈震承认，凯得控股的确不是他们的大股东，至于“是否原大股东广州机电资产经营公司与凯得控股的股权转让手续没有完成？或是凯得控股根本就不会接手南方高科？”的问题，陈震表示无从知晓。
同时，常务副总裁杨卫对记者表示，对凯得控股起诉南方高科似乎并不知情，不过他说，南方高科的确“借了凯得控股不少钱”。
接着，记者致电广州机电，该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是南方高科的股东，至于重组问题，要等股东开会商量。
28日上午，记者前往广州开发区工商局查阅南方高科的企业档案资料，了解股东详细情况，但是没有获得该工商局的批准。
“现在其实连第一大股东是谁，高层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一位从第二大股东信息产业部七所离开的原高层说。
2004年11月底，七所曾在广州产权交易所刊登公告，要将手中持有的南方高科20．41％股份作价6000万元全部出售，但是后来转让不了了之。也就是在“二当家”准备退出之际，媒体纷纷报道“大当家”广州机电正在做资产转换，凯得控股将要接下其64．18％股份。
但这桩普通的股权转让竟然拖了大半年之久。6月27日，凯得控股董事长黄中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到现在，“凯得还没有确定股权”。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凯得控股目前仍然不是南方高科的大股东。
重组迷雾
形势岌岌可危。27日的沟通会上，陈震表示目前仅是“正在向法院提出异议，缓解查封事件”，至于如何面对缠身的官司以及债务如何重组，陈震只是用“股东、管理层、债权人正在协商”，“有些事情我们也无法控制”模糊作答。
陈震向记者表示，南方高科不是上市公司，在所有国产手机里是股本金最小的一家，流动资金十分有限。2004年下半年国内手机业形势发生变动，压力之下南方高科开始考虑资产重组。
“金鹏本来就是我们的股东之一，在此前我们商讨的重组方案当中，让金鹏参与是其中的方案之一。但是因为法院查封，南方高科失去了翻身的最好机会。”陈震告诉记者。
实际上，包括陈震本人在内，南方高科与广州金鹏有着扯不断的渊源。1999年，合资成立南方高科时，除了信息产业部七所的技术人员，其高层管理人员、营销人员几乎都来自广州金鹏，同时，广州金鹏为第三大股东（占7．31％）。
“这两家公司就像亲兄弟。”一位金鹏的管理人员表示，“均是广州市为数不多的通信行业的翘楚。”
但是，当记者就关于南方高科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变化采访广州金鹏集团副总裁钟红梅时，她表示，金鹏暂时不考虑放弃南方高科股份，金鹏也没有增持的打算。
“有着相同的血缘，并不一定能成为一家。”钟红梅表示。
她解释，广州金鹏2004年的销售额为37．8亿元，净利润不足1亿。另外，近两年，金鹏所从事的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不断下滑，在华为、中兴选择走出国门时，金鹏的主营业务大部分还是以代工为主。“如果金鹏够实力重组南方高科，也只能借助市政府的力量了，但是真的能够借助市政府的力量，凯得控股就不会出此招了（起诉南方高科）。”
除了金鹏之外，华为也在重组对象的猜测之列。对此，陈震表示，“就重组事情我们和华为没有任何接触。和华为唯一的联系就是我们在帮他们代工生产无线固化机，并且目前这部分业务也会受到查封事件的影响。”
“关于华为等接盘的猜测是不准确的，”原七所一位高层说，南方高科的价值就在于它同时拥有ＧＳＭ、ＣＤＭＡ两张牌照，而已经拿到牌照的华为接下现在处于困局的南方高科并没有益处。“相反，对华硕这样一直苦等牌照的厂商而言，南方高科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
他还透露，包括李嘉诚长江实业这样的财团近期也向他咨询了有关南方高科的事情，“如果对于想进入此领域的纯粹投资性财团，倒也是有可能，他们不缺资金。”
在权威调查机构赛诺数据公布的今年1－4月手机销量排名中，南方高科仅名列27位，在全国售出了约19万台手机，拥有约0．8％的市场占有率。
“其实，七所的没落也开始了南方高科的没落”，七所的一位原高层摆出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投资力度不如从前；二是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根本赶不上同类；三是见小利忘大利，给一些厂商随意贴牌，以至于市场上的鱼目混杂，质量得不到保障，直接造成了声誉损失。
实际上，从熊猫、科健、易美，到南方高科，七所这位原高层所指的情况恰恰是国产手机的普遍遭遇。曾经风光无限的国产手机产业，终于开始展现出泡沫破灭后无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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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田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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