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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中美之间仍有坐下谈判的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不平衡，汇市波动剧烈，这一切都可以说是美国惹的祸。美国长期的低储蓄率、高消费率、高财政赤字和高贸易赤字，使其难以通过内部解决国内的经济矛盾，必然要寻求外部解决。
为此，我们不仅有疑问，为什么不能用美国政府最为赏识的解决其他国家经济问题的“华盛顿共识”(新浪财经注：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该文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来解决“华盛顿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呼吁美国政府缩减财政赤字，缩减军费开支，实行较紧的货币政策？
其实，在强烈呼吁人民币汇率升值舆论的背后，美国的智囊机构、美国官方的政策经济学家都明白，即使人民币升值也救不了美国，解决不了美国的经济问题，解决不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官方、议员、美国纵容的国际舆论界如此关注人民币升值问题？这是美国政治的需要！选举、议会政治矛盾、失业人员增加、短期内美国利率政策调控空间有限等等，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矛盾都要求有个说法。同时也是华尔街虚拟资本大佬们的需要：寻求新的投机点，扩展新的生意。
其实，美国官方和其政策经济学家都明白，目前中美经济之间关系密切，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体系衰退，甚至突然崩溃。中美两国目前有着深厚的合作需要，双方都需要两国经济进一步的合作。
既然如此，尽管面对国际舆论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片热浪，中美两国之间仍有坐下来谈判、协商的需要与可能。媒体舆论是舆论，议会政治是议会政治，美国政府的执政精英迫切需要寻找既能缓解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又不希望中国经济崩溃的“灵丹妙药”。因此，我们应该欢迎中美两国政府内部充分的协商与谈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逐渐学会国际金融游戏的“潜规则”。
在内部协商谈判中，我们可以承诺进行汇率改革，但改革的内容、方式、时机，要根据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状况而定。在此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帮助美国政府寻找合适的台阶。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应主动、充分运用其能力，帮助释放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美国毕竟是个大国，完全有能力做到。
另外，美国社会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多的是代表美国金融界、超大投资银行的利益，而不是在华设厂的美国跨国公司等实业界的利益，因为后者基本已是中国目前汇率水平的得益者。这一对矛盾，我们必须看到，必须区别对待。
把焦点从“水平”转到“机制”上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从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状况来看，在短期确实有升值的必要性，但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都存在。
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有升值的潜力。但与此同时，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尚未解决：2万多亿元的社保资金缺口、金融系统内近2万亿元的巨额不良资产、金融机构改革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微妙关系处理才刚刚开始起步等等。总之，一个要求充分适应开放需求的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国际竞争力不足，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因此，人民币未必一定是升值，也许存在阶段性贬值的可能性。
鉴于长远眼光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尚存诸多变数。选择短期政策，必须着眼于长期，目标锁定3~5年的中期；还要考虑经济周期是处于上升时期，还是正处于上升势头减弱、趋缓甚至在下滑……总之，长短结合、权衡利弊，人民币汇率政策必须采取保守、稳健、渐进性政策。以过去大量数据累积为依据的理论模型的测算值只能供参考。
汇率问题涉及“水平”与“机制”两个层面的问题，机制问题是根本。解决机制问题，有助于克服简单解决水平问题引起的投机问题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应付的不利状况。而且在某种条件下，出色解决机制问题同样有助于解决水平问题。
不能不讲条件，不管环境变化，一味地把水平与机制问题等量齐观。就此出发，解读温总理“出其不意”的含义，我认为，除市场上一般理解的“想不到的时机”的含义外，我们不能排除由于做了大量改善“机制”的工作，随着许多释放升值压力条件的形成，“水平”基本不动，难道不也是“出其不意”？
从长期出发思考，近期、中期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加坡模式的“篮子”不失为较好的选择：权重可以对外不公开，适时调整。若择机出台调整“水平”的政策，则要敢于公开、坚定承诺多长时间内政策不变。一则防投机，二则是策略需要。
由此想到，目前充斥于国内媒体的人民币升值讨论，似乎更集中于水平问题，这不太合适。我们要不断地提醒，人民币资本项目的管制是否努力监管了，还有没有工作空间？前一阶段工作是否已经足够得力，工作都做好了吗，给升值带来压力了吗？否则近期为什么又出台20万美元的特别账户管理？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是近期中国经济不得已的选择，也是确保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效性的一项重要前提内容。社会媒体、学者甚至包括央行、外汇管理部门的一些同志，不能随市场舆论把汇率问题聚焦于“水平”问题，不能出现给决策者提供“水平”问题信息远远大于“机制”问题信息的现象，而转移了政府对外汇管制工作努力程度、落实程度的关注。认真落实“管制”政策，本身是执行合适“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
牢牢确立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
为了保证目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持续良好的国际环境，近期的汇率政策除了要考虑目前的国际收支状况外，应充分考虑中国经济正处于的周期特点，谨慎把握汇率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协调，多从贸易入手，出台配套、可接受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应考虑汇率机制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未雨绸缪，提高国内经济体对汇率水平、机制调整的应对能力。包括不拘泥于教科书，认真吸取世界各国金融危机的教训，进一步加强资本项目的有效监管，对汇率采取合理的有管理浮动；同时抓紧时机做好国内的事情，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多部门联合重新评估外资政策；逐步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加快做大做深国内外汇市场，提高中国金融机构吸纳汇率风险的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提高，尽管我们主观上愿意始终不渝地遵循和平崛起的方针，但中国和国际经济社会的贸易、资源、汇率等问题的摩擦和阻力会越来越多，不可避免，而且可能是长时期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我们要真正贯彻好和平崛起的方针，为减少摩擦和阻力，必须重新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战略，尽管内含经济资源问题，但更多的是侧重于国内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国内层面的政策思考。一个国家的战略，是出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思考。特别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崛起的战略，其内容必须重点思考国与国关系中的一国经济利益的保障与实现。由此，从目前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双赤字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出发，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所处的国际矛盾出发，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可能一成不变的趋势出发，中国必须纲举目张，牢牢确立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发展中国的大市场，发展中国的大消费，发展具有核心技术的大企业。我国人均贫穷，但综合实力已处世界前沿，必须有大国思考，大国战略。为此，外资是否越多越好？出口导向为主政策要否适度调整？能否思想再解放一些，扩大贫困、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东南亚危机的前辙，中国如何通过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以确保金融安全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着眼长期，同时又结合眼前不得不考虑汇率政策而必须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本文不代表本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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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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