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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 艳 北京报道
6月28日，审计署向全国人大提交的2004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在对资产管理公司（ＡＭＣ）收购的金融不良资产5544亿元进行抽查后发现，资产管理公司存在违规剥离和收纳、低价处置、内部治理缺陷等三大问题，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合计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
715．49亿元巨额数字，几乎占据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处置金额（截止到2004年末为6750亿元）的1／10。这似乎为此前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种种指责提供了最权威的论据。
但是银监会却对这种说法非常审慎。
“资产管理公司的诞生就是政策性产物，对于它的任何问题，都要考虑它诞生的背景，要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6月30日，在银监会2楼办公室内，银监会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不止一次向记者强调。
715．49亿违规金额的具体分析
715．49亿元巨额违规金额是如何构成的？
审计报告指出，“违反程序、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现象，致使部分资产被低价处置，造成国有资产不同程度的流失。”本次审计共发现资产处置过程中违规和不规范问题272．15亿元。主要表现在，评估、拍卖环节管理不严，走过场，有的甚至虚假操作，故意低价处置；另外，一些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混乱，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也造成回收资金损失；而在不良资产剥离环节，违规和不规范问题达169．18亿元。
但715．49亿的背后，谁是问责主体？真正属于资产管理公司违规经营甚至涉案的金额到底有多少？这些关键问题，在审计署业已公布的报告中，并没有明确指出。
阎庆民介绍，在审计署给银监会的一份报告中，对715．49亿做了具体分析，715．49亿元问题金额中，真正属于违规的有59．4亿元（包含银行的违规行为在内），占问题金额的8．3％；属于经营不规范的有573．9亿元，占80．2％；涉及违法犯罪线索的有82．17亿元，占11．5％，其中，在查处的总共40多起案件中，涉及到资产管理公司的共有8件，涉及案件金额共计3．68亿元。
需要着重指出的，还有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
“这次审计署审计的主要是1999年第一次剥离的资产，所以审计署统计的都是账面原值，就是收购时的账面原值，包括本金和表内息。”阎庆民指出。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数字背后，所代表的是1999－2000年剥离时点的账面价值，而非处置时点的账面价值及交易价值。
不言自明的是，如果进行重新评估，这些数字很可能将大大缩水。银监会官员认为，这就成为最值得探究和商榷之处。而这个问题，也是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效率、回收率等问题争议的根源。
直接的原因在于，“谈论所有问题都是谈的账面价值，而没有考虑资产的时间价值，没有进行重估。”阎庆民说，有些资产在剥离之前，于银行的账面上就已经是一笔呆账了。
所以他认为，不良资产处置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对于715亿的数字意义，需要辩证地看待。
在客观分析的背后，对于违规问题的处置，银监会和审计署保持着高度的默契。
“不容否认，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确实存在内部管理薄弱的问题，银监会的态度非常鲜明：严肃查处、严格问责。”阎庆民说。
账面价值的时间自耗
对于审计报告列出的问题，阎庆民强调：“要客观地认识现在，必须先正确地认识历史。”
本着这个基本点，可以看到，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一个特殊机构，其诞生之初的多重目标定位及管理机制上的不科学，已经决定了它的复杂性。
时间回溯到1997年，正值东南亚金融危机肆虐。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国企改革，降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组建资产管理公司，一是为了帮助国有企业脱困，通过债转股降低资产负债率；二是帮助银行优化资本结构。”阎庆民说，根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近20年的时间里，国有银行为支持国企改革，付出了巨额的资金成本。
“所以，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阎庆民说。
这两项政策性的历史使命，造成了与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化处置目标的冲突：既要帮助国有企业“脱困”，又要维护社会稳定；既要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化解金融风险，又要保障回收率最大化。
在保障前者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后者的利润最大化，成为一道难题。而这也是历来争议的焦点。
剖析第一次政策性剥离的13939亿不良资产的过程，也许可找到一些答案。
首次剥离的13939亿元不良资产中，本着“一对一”（即一家银行分别对应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原则，按照银行的账面价值完成了资产等额剥离。在所限的数月时间内，在没有进行严格问责、没有对剥离资产的价值进行重估的情况下，完成了由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的剥离。
剥离后的资产内容包括：2400亿元国有企业的债转股、剥离的1700多亿元呆账贷款、贷款本金附带的表内利息（大约1000多亿元），剩余的近1万亿元，相当一部分为“事实呆账”（按照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认可的损失率标准认定）。
而事实呆账部分，基本上就是无回收希望的资产，有些连厂房、人都已经没有了，其回收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目前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的回收率，却多是参照剥离时的账面价值来评价的，即按照账面价值扣除2400亿债转股后、以11539亿元为分母计算得出的，这其中包含了呆账、事实呆账部分，也包括了表内利息。
除此之外，由于不良资产的特殊性，例如产权凭证不齐、贷款的档案不齐、含有潜在的诉讼官司等原因，不良资产的评估本就是一个难题。
那么损失的不良贷款去哪里了？银监会一位官员认为，应该有几方面的因素考虑。
首先要承认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确实有责任。但是需要分清楚：首先，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占有多大责任？其中政策性原因有多少？经济结构调整、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不良贷款有多少？债务人恶意逃废债占多少？中介机构等职业操守原因有多少？法院执行的难度有多大？
制度转型契机
对于这次审计中暴露的问题，银监会数位官员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不良资产处置已经一半的时候，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审计。”
但审计本身并不是目的，发现问题、加强监管、建立长效发展机制才是银监会和审计署等部委真正的初衷。
阎庆民告诉记者，资产管理公司机制上的不科学性正是今后需要突破和改进的地方。
这些方面表现在：单一股东制，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运营模式与国有独资银行类同，资源配置不合理，容易导致非理性竞争或者竞争不充分；缺乏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建立有效的以利润为导向的激励，另一方面对防范道德风险、操作风险等约束不足。
阎庆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与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同步完成。
在这方面，财政部已经提出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即引进战略投资者，转变国有独资的股权结构，在保证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实现股权多元化。目前，这个方案已经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首肯。
阎庆民告诉记者：“我们欢迎中外资的金融类机构共同参与，例如基金、投资银行等都可以加入进来，只要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好。”
在转型探索的同时，监管制度建设也开始提上日程。2005年，几个部委的合力监管制度建设正式启动。
2005年一季度，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等五部委就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遇到的信用环境、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对资产管理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外部环境问题等高度重视。”阎庆民告诉记者，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大，已经准备把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中的违法犯罪问题列入新的《刑法》内容。
此外，从日常监管的角度，银监会正在加紧完善相关法规的建设。目前，正在制定《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息披露办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办法》，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现场检查手册》。前三个文件的初稿现在正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今年将会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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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雨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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