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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安中路车流如织，烟花烂漫。蓬勃发展的上海是中国经济成就的集中体现。(新京报供图)
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遥远的中国依然陌生。按照传统基调给出的定义不尽如人意，但又把握不住这个古老又崭新的国家脉搏。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尝试寻找合乎时宜的答案，重新探索古老东方的神秘正成为西方媒体的一种趋势。
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题推出一期特别报道，聚焦正在崛起的中国，多方位展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现状。从外界观察中国的眼光中，中国人自己又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本着借鉴的目的，本报摘译其中部分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中美必须学会共处
《时代》周刊以一个普通中国女工刘莉的故事入手，指出无论愿意与否，中国和美国已经在方方面面紧密联系在一起。
刘莉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穿着她亲手缝制外套的人。这个20岁的农村姑娘最近两年一直在广东省开平市的侪达制衣厂工作，为“天木兰”等美国品牌缝制棉服。终日里听到的是缝纫机单调的奏鸣，看到的是身边成堆即将运往美国的外套，刘莉有时会想像自己的手艺最终进了什么人的衣柜。她笑称：“他们肯定长得很高，而且也很有钱。不过除此之外，我不晓得他们的生活是个啥样。”
毋庸置疑，这种几分熟悉但更多陌生的感觉在中美两国普通民众中普遍存在。去年，美国有110亿美元的进口服装印有“中国制造”的标志，其他各类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总额达到185亿美元。
然而，尽管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街头巷尾的商店中琳琅满目，但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一现实都是可悲的：神秘感常常导致误解，而误解又每每转化为忧虑和警戒。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发生的变化不甚了了，对于中美关系可能的发展走向也是语焉不详。
但是，把中美两国维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鞋带、纽扣、拉链这些东西，中国持有数百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两国公司围绕石油等能源展开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在类似朝鲜弃核这样地缘政治敏感问题中的影响力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种种差异，但在很多领域，双方追求的东西并无二致。
在美国眼中，中国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布什政府的高层阁僚对如何同中国打交道也存在诸多争议。当布什政府注意力被反恐战争吸引之际，中美两国关系处在相对平和的阶段，但在今年，一些美国官员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知识产权以及军备实力等问题又重新变得忧心忡忡。美国国务卿赖斯不久前访问亚洲时表示：“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时期以来，或许是有史以来的最佳状态。”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紧接着就在新加坡措辞严厉地强调：“中国的军费开支远远高出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政府屡屡从事军备交易目的何在？”
拉姆斯菲尔德讲话的第二天，赖斯试图自圆其说：“美中关系处于最佳状态，但中国正大力加强军备，这一动向令人关注。”
事实上，美国把中国同时视为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心态并不矛盾。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程度已经多多少少逼近了美国。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崛起，力求以平稳的方式将这一新生力量纳入全球体系；中国的目标是自我保护，防止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再次失误。美国外交学会主席、前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主任理查德#zhPoint#哈斯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的威力不容小觑。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吗？不，未必。”
美国人以警惕的心态关注着东亚冉冉升起的新兴力量，而中国人对此则有自己的解释。在中国政府看来，世界终于形成了恰当的力量对比，在沉睡了数百年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强国中再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中国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其人民仍然对曾经遭受的侮慢耿耿于怀，而很多肤浅的观察者并未弄清这一点。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并不是因为这条巨龙睡乏了舒活筋骨，而是因为有鞭子赶着它往前走。150年前中国开始对外开放，那是因为鸦片走私者的船坚炮利迫使清政府接受对外贸易。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国认为自己饱受羞辱，反叛、革命、内战、饥荒以及种种难以言表的非人道待遇罄竹难书，伴随外国干预而至的是国内民众深重的灾难。用中国的语言形容就是，怎一个“乱”字了得。一个多世纪的混乱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与“乱”相对的是“治”，自上世纪末以来的16年里，中国领导班子稳定、经济繁荣昌盛，这种太平景象是过去150年间闻所未闻的。
人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改善，同记忆中的往事相比，如今中国人的日子是幸福美好的。由于中国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延续目前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因此市场潜力巨大的美国对于中国出台的政策是具有影响力的。但除了经济手段之外，美国可利用的工具已经非常有限。清华大学教授楚树龙认为：“基于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考量，美国的重要性无疑已经下降。”对这一说法感到怀疑的人不妨看看这组数据：胡锦涛主席上任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出访36次，前往77个国家，其中只有一次目的地是美国，即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很多人带来了富足，但对更多人而言，上海、北京等城市表现出的显而易见的财富始终是可望不可及的。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曾经与稳定工作挂钩的福利政策也随之变化，几代人曾经享有的公费医疗及住房分配制度不复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说：“经济不稳定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因此，能够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关键人物，不是赖斯、不是拉姆斯菲尔德、不是布什或者其他什么美国人，而是像刘莉这样的普通中国人。如果她的生活越变越好，中国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会减轻，中国政府就会更容易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体系。刘莉的生活幸福，不仅会使北京的决策者坦然，同样会使华盛顿的决策者释怀。
加上奖金和加班费，刘莉每月能挣120美元，她把一半以上的钱都存起来。生活是艰苦的，刘莉不打算一辈子缝衣服，她希望在两年内攒够钱去学习深造，以便将来找到更好的工作。“谁知道呢？”刘莉一边盯着一件“天木兰”外套一边说：“没准哪天我就遇到穿着这件外套的人。”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也许他们能够成为朋友。
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从地产大亨、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到特立独行的电影人、为同性恋维权的律师、善于倾听民众意见的政府官员，《时代》周刊用五个人物展现出变革中的中国社会。
故事一 地产大亨
初识深圳万科(资讯 行情 论坛)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的人不会想到，这位中国从事房地产业最成功的人士曾经是一名复员军人而他在兰州铁道学院主修的给排水专业更是同房地产业相去甚远。
1984年，虽然私有财产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刺耳的字眼，王石决定去深圳闯荡并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1993年又开始进军房地产业。谈到创业，王石说：“我不太懂管理。但是我想，既然西方的企业已经在很多方面拥有成熟的经验，我们大可以奉行拿来主义。”
如今，万科旗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已经遍及中国的20余座城市，去年创收超过9.3亿美元。如果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万科将在10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在王石最初投身房地产时，中国城市居民拥有私人住房的比例接近于零，而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60%.王石说：“在如今的中国，一眨眼工夫，就有一幢大楼拔地而起。”
故事二 网上民族主义者
24岁的康凌意身材瘦小，表情腼腆，看上去只是一名刚毕业的普通中国大学生。然而，康凌意正是如今中国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
1999年，北约战机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这一事件极大激发了康凌意的爱国热情。大约两万名中国黑客闯入了包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内的一些美国政府网站，愤怒的康凌意正是其中一员。如今，康凌意是一家“爱国主义”网站的网管，网页上诸如美国对台湾政策等敏感话题的日均点击率超过3万次。他说：“美国过多地干涉中国内政，而中国并未将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美国。”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年轻一代特别是城市青年中普遍存在，甚至很多正在啜饮星巴克咖啡或者排队等待美国使馆签证的年轻人对此也并不隐讳。康凌意说：“美国总是想压制中国。我们完全可以成为朋友，但友谊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故事三 特立独行的电影人
她吐着烟圈，一副漂亮女人特有的厌世表情。徐静蕾宣称，她已厌倦了刻意营造的东方神秘和故弄玄虚的中国功夫。
作为演员，徐静蕾不想给自己定型，她有更大的雄心壮志。她已从崭露头角的新秀成长为多才多艺的电影人，并在去年的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她说：“有人说东方人保守神秘，但我希望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我们也唱歌跳舞，一样有七情六欲。”
徐静蕾说，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人的内心感受，政治等问题是老一代人关心的事。她近期的两个拍摄计划并不是常见的男欢女爱式的青春偶像喜剧电影，而是涉及较为严肃的主题。一部是以唐朝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影片，另一部将审视“9#zhPoint#11”事件之后的美国。她说：“我希望不仅得到中国人的认可。我认为美国人也会有兴趣了解一个中国女孩对事物的看法。即使这个女孩并不是全身穿着丝绸刺绣，也不展示中国功夫。”
故事四 为同性恋维权的律师
2001年，一位名叫周丹的年轻律师在中国网站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希望自己的坦诚有助于改变世人的偏见。在中国，同性恋一直是普通人聊天的话题禁区，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性恋”之后总是跟着“患者”一词。
周丹的表白带来了一个预料之外的结果，中国各地的男同性恋者开始向他寻求法律帮助，因为他们常常会遭受歧视、被敲诈甚至被关押。现年31岁的周丹于是决定做些什么，因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不应当只懂得赚钱，他必须懂得如何履行伸张社会正义的天职”。
如今，周丹已成为中国同性恋者权益的主要法律代言人。2003年，周丹在上海开通了一条面向“性少数群体”的咨询热线，他目前还在复旦大学新设的中国首个同性恋社会科学研究生班讲课。周丹一直希望能在歧视诉讼案中为同性恋者公开辩护，但迄今并没有起诉人敢于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份。
故事五 善于倾听民意的官员
上海徐汇区高楼林立，是中国令人炫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孙潮是徐汇区的区长，在他的倡导下，近100万徐汇区居民能够参与市政会议，讨论从假释制度到垃圾处理场选址等令人关注的问题。孙潮说：“以前领导们自己开会作决定，现在我们举行听证会，让普通百姓参与决策。政府官员手中握有权力，但不能过于自信，我们应该倾听他人的意见。”
现年49岁的孙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态度和蔼亲切，曾经执教耶鲁大学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中国新一代政府决策者的典型形象。孙潮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头脑日益精明的中国人将要求政府官员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因此孙潮承诺徐汇区的政府预算将接受反腐审计，并自豪地宣布，自上任以来已经亲自回复了上万封来自社会各界的电子邮件。
5年前，中国很多政府办公室甚至没有提供一个能让市民拨打的公开电话号码，而如今，像孙潮这样的官员已经创造了历史。悄然发生的零售革命《时代》周刊认为，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所做的已不是简单地叫买叫卖，而成为一种变革的力量。
30年来，乔·哈特菲尔德一直在美国从事零售业，如今他来到了中国，伴随他一道来到中国的还有美国零售业巨擘沃尔玛的经营理念。哈特菲尔德说：“我很荣幸能够为萨姆·沃尔顿(沃尔玛创始人)工作，更加荣幸能够来到中国继续沃尔玛的销售之路。”驱车在深圳街头，看着一家家灯火通明的沃尔玛连锁店，作为沃尔玛中国区销售主管的哈特菲尔德毫不掩饰自己对沃尔玛“天天平价”销售理念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喜悦之情。
哈特菲尔德对于沃尔玛在中国的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目前沃尔玛在中国拥有46家连锁店，但哈特菲尔德并不满足这一数字，他计划在两年时间里将这一规模翻番。作为对此扩张计划的铺垫，沃尔玛中国打算在明年培训2.5万名新员工，使他们掌握向日益膨胀的中国中产阶级传播沃尔玛“天天平价”理念的技巧。在过去6个月中，哈特菲尔德走访了70个中国城市，他试图使官员们相信，开设更多的连锁店将会使沃尔玛造福一方。
沃尔玛强调，所有员工都是同事，尊重个人特别是尊重顾客是沃尔玛销售理念的核心所在。与很多中国公司不同的是，沃尔玛宣称自己的管理制度是透明的，在中国普遍存在的“面子”、“关系”概念在沃尔玛连锁店里不起任何作用。
推己及人，沃尔玛要求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其供货商甚至制定了颇为严格的供货商选择标准。它要求所有向沃尔玛非直接供货的供货商将其员工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周40小时之内，每天员工加班不超过3小时，保证商品符合质量及安全要求。
为了强化这些标准，沃尔玛远东地区负责推广企业规范的经理安迪·唐往来于中国各地，对沃尔玛所有的供货商进行考察评估。
2004年，6500多名供货商代表接受了沃尔玛的企业操守培训。安迪所到之处，他会在自己桌上贴出警示：不准收礼、不准拿回扣。安迪甚至拒绝接受在中国甚行其道的“边吃边谈”宴请形式。对此，负责沃尔玛全球采购业务的安德鲁#zhPoint#崔表示：“天天平价是沃尔玛的理念。我们低廉的价格不会使供货商蒙受损失，企业操守的推广会使供货商更有效率。”
强迫供货商遵守自己制定的企业操守并非沃尔玛企业文化的惟一特色。哈特菲尔德的连锁店在中国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沃尔玛在推广一种在许多中国年轻员工看来是突破性的管理模式。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里，沃尔玛的经营之道也许不能说是革命，但它是一种进步。
崭露头角的“公民社会”
借助中国环保主义者的故事，《时代》周刊认为在中国，通过某些人群的努力，弱势群体的声音得到放大，普通民众的意见有可能上达中央。
今年1月，一群中国的环保主义者聚集在云南。他们计划对这个中国水力资源蕴藏量最丰富的省份进行考察，搜集民意并形成意见，作为中国政府在对拟建的几座大型水坝做决策时的民意参考。在这些环保主义者看来，兴建水利设施不可避免会导致环境问题，所涉及的移民安置问题也必须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这并不是一次秘密旅程，来自政府的陪同人员以及官方媒体的记者全程随行，甚至还包括一个记录片摄制组。
在今天的中国，环保主义者已经形成一个松散的网络，他们自发地对政府兴建拟建的一些大型水利设施进行环境评估。不仅如此，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些基层民众的声音有可能上达中央政府。迄今为止，这些环保主义者已经成功地使政府作出决定，延迟了萨尔温江和长江上两座水电站的兴建工程，以等待更完善的环境评估及移民安置计划出台。一位环保主义者这样评价自身的努力：“我们力量弱小，但是存在成功的机会。”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环保主义者等人群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保护、艾滋病知识普及以及司法制度改革等问题上。
这类人群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重视个体的权益诉求，在努力达成既定目标的同时懂得借助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北京《经济》杂志去年一篇封面文章把这些人群称之为“中国新兴社会力量”。美国外交学会会员、《黑色河流》一书作者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在谈到中国环保主义者时说：“他们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维护普通百姓的权益。但是这么做会冒一定的风险，因为在某些诉求的背后意味着制度变革。”
中国中央政府有更为宏观的考虑，决策者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以减少中国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或许环保主义者同决策者的侧重点不同，然而，中国环保主义者的出现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社会力量，这本身就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允许非政府组织大量注册成立之前，中国也存在热衷于社会公益的人群，然而这些人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言权。如今，中国已有28万个非政府组织，从乒乓球俱乐部、癌症患者协会到经济学家论坛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是中国正在发展壮大的新兴社会力量，他们要求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拥有发言权。
在社会学家眼里，这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公民社会”。虽然迄今为止，这类人群中最活跃的还只是环保主义者，但这类人群已经发展壮大，并开始代表民意。
日益普遍的维权意识
《时代》周刊报道了一位普通上海市民王玲的房产纠纷，认为中国政府同人民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公民享有追求财富的充分自由，但是所有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影响社会稳定”。
在上海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因拆迁纠纷而失去住所的王玲显得有些激动，她指着一叠政府文件说：“看看这些文件，那些人根本就不按政府规章办事。”
对于任何关注中国的人来说，普通人维权意识的形成在今天的中国是显而易见的。普通人的权利意识以及法律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事实上如今的中国百姓能够很自由地做许多事，可以跨市越省地寻找工作，可以在夜总会中彻夜不归大唱卡拉OK，也可以与志同道合者组织起来，为保护环境出谋划策。甚至于可以站在大街一隅诅天咒地，匆匆而过的行人对此或许不屑一顾。
看起来政府同人民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公民享有追求财富的充分自由，但是所有一切都有一个前提，用中国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就是“不影响社会稳定”。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理想信仰的相对贫瘠导致物质主义的普遍存在，进而引发的贫富不均和官僚腐败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经济的自由会带来更多的自由吗？乐观人士相信，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推动民主法治观念的普及。像北京、上海和重庆这样的市政当局已经开始聘请独立的民意调查员，他们的工作结果将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当然，个别城市的试点并不意味着普遍的政治风尚。在一些个案中，类似上海居民王玲这样的普通人甚至找不到一名愿意接手其案件的律师，而一些曾经接手类似案件的律师其经历反而成为旁观者讳莫如深的理由。
中国领导人认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上海一位政府官员说：“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根本不会理解人权的真正涵义。同特定历史时期相比，目前的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进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快。”越来越多像王玲这样的中国人开始尝试维护自己的权利。用王玲一句几分伤感几分骄傲的话来说：“历史，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来推动的。”
《时代》周刊记者Michael Elliott、Dorinda Elliott、Bill Powell、Matthew Forney、Hannah Beech、Susan Jakes
联合报道编译：参孙(文中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 责任编辑：魏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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