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经》：最近，各方人士对政府的此轮宏观经济调控已步入什么阶段，争论得很激烈。有人认为调控已经到达顶点，政府不会再出台更严厉的政策，调控力度会慢慢放缓；有人认为经济局部过热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政府仍会大力度调控。您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的研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伟：我个人从来不承认中国有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指总量上的调控，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哪个部门出来做一个总量上过冷或过热的判断。我们现在所有的调控手段都是结构性的：哪个地区怎么样、哪个行业怎么样、哪个产业怎么样，这在经济学上叫“歧视性调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所以说目前政府是在调控不假，但绝不是宏观调控，不要乱用“宏观调控”这个词。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的一个时期，有三大矛盾并列着：

　　第一对矛盾：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改革开放26年来的平均速度，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宏观经济中有三个最重要的经济指标，GDP、总投资、和总消费。我们通过追踪改革开放后26年来的经济运行，发现GDP增长的平均值是9.5％（按支出法计算和按不变价格计算），在上下3个百分点内波动都属正常范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平均值是13.2％，在上下10个百分点内波动属于正常范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增长8.6％，正常的波动幅度是4.8％。今年我国的GDP增长会控制在9％左右，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肯定不属于过热，不应该实行紧缩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虽然比去年略有降低，为24％，但仍超出了正常波动的上限，肯定是过热，应该紧缩。扩张还是紧缩？难以抉择。

　　第二对矛盾：当前的经济增长在9％左右，而物价总水平增长在3％-5％之间，这绝对是高增长低通胀。这个物价总水平是经过了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才把它拉上来的，如果稍有紧缩，就会再次掉进通缩陷阱。而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预期很高，厂商对投资品、消费者对农副产品和住房的价格上涨非常担心，如果这种预期到达临界值，当期的消费会立刻增高，把物价水平拉得很高，所以也不能扩张。扩张还是紧缩？还是难以抉择

　　第三对矛盾：经济增长和失业率成反比。1998年到2002年，五年间GDP平均

　　增长7.3％，而2003年猛增到9.3％，2004年是9.5％，今年一季度是9.4％，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反弹得这么快，失业率应该下降才对，但事实上失业率在上升，前几年的失业率是3.4％，今年很有可能超过4.5％。如果继续扩张则可能在不长时间里形成总量过热，若紧缩则失业势必进一步严重。

　　这三对矛盾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上难以选择：如果紧缩，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然而失业率这么高，再紧缩社会可能会不稳定，物价水平这么低，再紧缩就掉到通缩里，所以不敢紧缩。如果扩张的话，现在通胀预期这么高，结构失衡问题这么大，可能稍微扩张，结构失衡一夜间就能转换为总量的失衡。

　　所以，政府现在对宏观经济形势是“无所措手足”，是没办法，很难去选择。我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现在可能要进入一个“无为而治”的阶段，没有办法可能恰恰是个好办法，这样会使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区域内滑行的时间长点。这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一个客观上一个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新财经》：那么接下来政府这种结构性调整的力度会不会继续加大？

　　刘伟：如果政府减小力度的话，我担心结构性问题会剧烈反弹。中国市场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要比对行政控制信号的反应麻木得多。比如，货币政策尽管是紧缩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房地产投资的市场方案，但收效甚微。实际上对中国房地产业最起作用的还要数去年的土地清理政策，是行政手段。这个政策做到了一石二鸟：第一使建设周期延长，第二是提高自有资金的门槛，使资金周转周期延长，对遏制了地产业的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市场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所以，此次政府调控用的行政手段比较多。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说“去年是调控年，今年是改革年，要将政府的管制与调控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但是行政手段一放松，投资过热马上会急剧反弹。

　　《新财经》：您能否解释一下为何政府放松管制会带来结构性失衡的急剧反弹，以及经过一年多的调控，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仍然过快，而社会总需求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刘伟：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从财政政策来看，政府并没有放弃扩张性倾向。财政支出是扩张的：财政赤字没有取消，国债没有取消，而且规模没有明显的减少。政府现在的提法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个“稳健”实际上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扩张只是没比过去的力度加大！再看财政收入政策：去年以来，新税制调整的基本倾向是减税——出口退税的新办法从1月1号开始实行，对企业来说是个减税政策；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在东北地区开始执行，也是减税；外资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两税并一，对广大内资企业来说也是个减税的信号。这一系列的减税实质上就是扩张。所以从这一轮的宏观调控看，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财政收入，都是扩张的。

　　二是不受经济水平制约的地方政府行为。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当地已经实现的经济水平高度不相关。就是说，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力量多数不是依靠当地的经济积累，而是靠招商引资，靠圈钱。这使地方政府完全能够摆脱当地的需求和供给能力的限制，从外生变量上寻找推动和刺激经济发展的能量，所以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增长的很快。

　　第三，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在GDP增长速度既定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每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速度降低0.56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24％，投资需求每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降低0.8个百分点。因为它已经超过了临界值。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31％，消费需求将是负增长。现在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去年略有减缓，但和长期趋势来说，它仍然是上限之外。正如上面我讲的，尽管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很快，但它挤了消费需求，所以社会的总需求没有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传导过程中，一般是固定资产投资先活跃，接着带动GDP增长，最后带动消费增长。先立项然后进行投资生产，在中国，大约有30％的投资资金最后会转化成消费资金。正是因为这种传递有一个时间上的差距，所以一轮宏观调控下来，导致了总需求的波动并不是很大。

　　第四，在中游行业利润率回落、价格回落、产能快速扩张的情况下，投资仍然持续增加，这是因为规模经济对中间产品的要求比较高，利润在减薄，价格在下降，必须要通过规模来补偿。所以中游行业的投资会逆流而上。

　　《新财经》：今年后几个季度与一季度相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还会不会加大？会对整个经济带来哪些问题？

　　刘伟：很有可能。很多年份里，是第四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幅度最大，因为各地要完成指标。而七八月份各银行会向外放款，这样第三、四季度的投资力度会加大。这会带来二个问题：一是对投资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上游产品，比如煤、电、油、土地和资金需求的紧张局面没有得到缓解，矛盾仍然在加深。二，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压力，提升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现在上游产品的价格在大幅度上升，并且，上游产品的价格已经进入到中游产品和下游产品的成本了。为什么上游产品和中游产品成本的增加没有显现在成品价格的增加上？原因是总需求的疲软。商品卖不动，所以没法加价。从成本推动上来看，完全有价格上涨的压力了，只是因为被需求约束了，显现不出来而已。

　　《新财经》：我看到一则分析说，今年的粮食丰收在望，物价水平有可能降下来，可能会进入一个正利率时代，您怎么认为？

　　刘伟：我们去年粮食大丰收，全国增产了七百多亿斤，这是这么多年来很少有的。但去年农作物的平均价格上涨了13%。副食品价格上涨的更高。我不知道今年产量增长的规模会不会比去年还大。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比如禽流感，捕杀了很多的禽类，牛羊肉要防口蹄疫等等；再比如农业用电、用水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这里面有很多的成本上涨的因素。现在我国对农产品减税，相当于把成本增加的部分抵消掉了，但是它不等于价格降下来了，多出的收益给了农民，政府要防止谷贱伤农。今年政府的目标是把物价总水平控制在4％左右，去年我们物价总水平是3.9％，前年是3％。我想今年的物价水平应该比去年要高。

（ 责任编辑：李淑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