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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方烨 实习生:李克
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落。与此同时，进出口又面临着由贸易摩擦和汇率变化带来的成本上升。在投资仍被政府严控的情况下，扩大消费就成了保持经济继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当务之急。
今年1至5月，我国进 出口实现顺差300亿美元，如此异常的高顺差是很难依仗的，它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其中之一就是出口成本的上升。美国的“337调查”、发达国家越来越苛刻的各种技术壁垒等，使我国贸易环境趋紧，紧钉美元的汇率又使美国得以依仗自己的高通胀率廉价购买我国商品，要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实在很难让人放心。靠投资也不太实际。实际上，国家正在密切注意着近两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反弹。
既然保持经济增长靠投资不行，靠进出口也不行，那就只能靠扩大消费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消费对于国内总需求的拉动仍显不足。”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转入平稳时，虽然消费将有所增长，但其增长的幅度对总需求的影响，往往不能抵消由于投资增长放缓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的增长放缓。”所以，他认为当前应该关注如何通过增加消费以及由消费带动的投资来扩大国内总需求。
刘伟表示，扩大消费规模首先要坚持消费升级。但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与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尤其“应该通过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通过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
对于解决城市人口的消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要想解决消费问题，就要解决三大短缺。”
在刘福垣看来，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社会保障的短缺问题。他说，中国的商业银行现在有8万亿元的贷差，人们之所以愿意把钱储蓄起来而不是进行消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不到位。他建议直接用地租的方式，切一块国有资产套现，把社会保障一步做到位。在他看来，只要“这个到位，就可以放心大胆消费，银行的存款就可以出来，就业也可以解决，那么今后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也就会越来越少。”
第二个是要把教育搞上去。刘福垣提出，要把教育从现在仅占GDP的3%提高到占GDP的7%到8%，同时实行对义务教育的全面免费。另外不必再对非义务教育投资，只要保障对非义务教育中的困难学生予以补助即可。用他的话说，就是“有钱人自己出钱上学，没有钱但考上大学的国家全包。”因为在他看来，现行的体制是国家对每一个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予以了补贴，结果只能造成一方面国家花费财力过高，而另一方面实际应受补助的贫困学生还接受不到全面的补助。
第三个则是要解决住房的严重短缺，尤其是给产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工住的房子。据他估算，当前我国拥有的9820万农民工要想住上60平米的房子，一年需要5万亿元，这笔钱可以从银行的贷差中出。同时各地要想办法把房价降下来。为此，他建议把土地和房屋分开，土地不卖了，改为政府年年收租，这样房价就会降40%。同时，适当提高工资。此外，还要大力推广廉租房政策，让资金从房地产商转向其他产业，并把房地产的消费控制在全部消费的30%以内。
然而，光解决城市人口的消费问题显然还是不够的，我国当前有74.4%的农村人口，不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还是无法大幅度的增加消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存在着存量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靠流量消费不行，因为流量消费相对于巨大的已经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来说过于有限，所以就必须要找存量的消费。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我国这样的存量消费一共有四块，分别是对外商的投资放开市场准入、对民间投资放开市场准入、进行城市消费的升级，以及启动农村消费。现在，前三个方面已经启动的差不多了，能解决问题的就只有靠启动农村消费了。
林毅夫认为，农村居民是有支付能力，也有消费需求的，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却没有办法实现。主要是农村跟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使得农民即使要消费城市里过剩的产品也不可能。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来支持农村的水、电、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样做的话，我想会做到四两拨千斤。”
林毅夫说，“如果把这个市场启动起来的话，我相信我们所有过剩的产品应该都有了出路，我们的经济也就会出现新的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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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谢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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