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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中国股市十年U形大转弯
□记者 宁南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这句名言，在2005年终于激发了中国证券市场久已颓废的心。不同的是，这一次引领爆发的不是过去惯用的股指暴涨，而是监管层围绕着证券市场改革的一系列“出其不意”的“政策爆发”。
本届证监会上台以来，甚而直至今年4月初，备受道路坎坷折磨的中国证券市场一直在沟底趔趄。但2005年“两会”过后，低调谨慎的尚福林，领导中国证监会，以大刀阔斧的气势、“快刀斩乱麻”式地再掀中国证券市场变革。
4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砸开一个已经凝固了10余年牢不可破的制度僵局；
5月8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业务操作指引》全文公布；次日，4家公司确定改革试点；10日后，首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台；
5月31日，证监会与国资委联合发文，要求大中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统一认识，加强协作配合，积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6月7日，首家银行基金获批；次日，传来央行再贷款救助券商的消息，引发“6·8”行情；
6月10日，三一重工试点成功。4家试点3家成功、1家失败；
6月13日，上交所制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市场有了做空的选择；同日，传出汇金公司注资银河证券的消息；
6月1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对个人投资者股息红利所得减税50%；
6月16日，为配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维护市场稳定，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6月17日，国资委下发了《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于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控股股东的最低持股比例做出了要求，同时，就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利益做出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国有上市公司全力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6月20日，证监会推出第二批股权分置试点42家公司，包括宝钢股份和长江电力这样的国有大盘股……
自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在重大问题上发动如此“饱和轰炸式”的政策“攻势”。仅仅几个月前还备受掣肘、孤掌难鸣的证监会，现在却得到了国资委、央行、财政部包括税务方面的鼎力支持。
政策风向“翻天覆地”式的变化，使曾经一度被“边缘化”的中国证券市场，再次高调走到了中国金融改革大舞台的最中央。其中冷落与荣宠间的急速变幻，展现出的不仅是中国改革道路的变化莫测，更隐含着改革决策思路“帕累托改进”的艰辛复杂。
6月15日，在央行明确表示汇金公司注资银河证券的这一天，一位马上卸任的证券界元老就决策层两个多月来暴风骤雨般的股市治理措施，向《商务周刊》记者感慨道：“中国股市命运多蹇，这些年拐了两个弯，现在又拐回去了。拐可能拐对了，但这个过程太苦了。”
在他看来，10年来的功过荣辱目前还难以评说，但上至决策层下至股民在改革连续急转的车轮下所经历的故事，“已经不是悲壮二字可以尽写的了”。
周正庆时代
（1997年5月－2000年1月）：
“政策市”呼风唤雨
“一个国家的高级人员，发表这样的言论实在是不严肃的。作为高层干部，必须要以总揽全局的观念来看问题，而不能光从一个局面来看待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周正庆挨骂了。
近日内部流传的消息是，这位前证监会主席在3月25日召开的“证券市场与企业融资理财研讨会”上公开称：“面对4年下跌的市场，必须有一个坚决性的措施让市场止跌回稳。”这引来了一位高层领导的不满，指出这是“小圈子”意识，没有站在全局看问题。
不止如此，周正庆在该会上，还对金融改革说了“怪话”：“如果拿出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魄力关心股市，我们的股市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周连说了两次，并批评金融调控只注重货币市场，而对资本市场关心不够，造成市场一直下跌。
事实上，自从2002年4月结束两年赋闲、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以来，周正庆毫不避嫌，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言最多的一位。
对此，那位证券界元老笑着告诉记者，周正庆不仅在各种场合发表不断得罪人的言论，更用实际行动深入地影响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政策的走势。在他看来，如果要理解中国证券市场“5.19”以来的风云变幻，周正庆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刻，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实事求是说，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时代”是10年前自周正庆主持下的第三届中国证监会开始的。但曾经当年被尊称为“规范主席”的周正庆，竟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监管、监管、再监管”是错误的提法。与周正庆在证监会共事的同事L先生告诉《商务周刊》，正是这耐人寻味的一幕，暗含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道路坎坷的历史隐情。
周正庆“铁腕”规范
1951年6月参加工作的周正庆，第一份工作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菜市口办事处的出纳员。由出纳员、会计员、信贷员干起，直至1993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兼常务副行长等要职，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经历，使周正庆的金融生涯充满了“注重实践，凡事看实际”的色彩。
1995年5月，周正庆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7年5月起又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而1995-1997年，正值证券市场的多事之秋。
1995年2月下旬，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给整个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上海综指一度跌到了390点。1996年股市又呈现过度投机，全国热钱涌入股市。从当年10月初到12月12日，股市达到了癫狂状态，一时间几乎所有股票全面飘红，有的甚至创下日涨幅100％的记录。1997年3月“两会”期间，上市公司琼民源虚假盈利却不服证监会处罚，纠集几卡车员工围攻证监会整整一天，气焰之嚣张，令高层震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周正庆接任了第三任证监会主席。他当时私下对L先生讲，自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事实上，早在上任半年前，周正庆通过国务院证券委主任身份已经策动了对1996年“股疯”的治理。
针对股市超常过热，周正庆1996年12月16日亲自组织发表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先期为股市降温。随后，宣布新股发行规模100亿和实行涨跌停板制度等措施，抑制住股市的过度投机。
上任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给中央领导和周正庆留下了深刻印象。“金融危机影响之大、破坏之重，几乎使各国金融体系完全崩溃。而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市场。”周正庆回忆，尽管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证券市场状况令人堪忧，“一是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场外交易混乱、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顿证券期货市场工作小组，周正庆担任组长，集中清理整顿场外股票交易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经营机构、期货市场和原有证券投资基金。
L先生说，在这个过程中，周正庆展示了其“铁腕”的一面，关闭了涉及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基本控制住了市场潜在的风险。就此，打下了周正庆“规范主席”的名号。
“有形大手”受质疑
这场整顿历时1年半，到1998年4月基本结束。其中周正庆为之自豪的是，“整顿涉及范围之广、清理难度之大，是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不但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
2002年4月，在周小川治下股市一片“风声鹤唳”之时，周正庆以回顾的形式把自己当年整顿治理的经验总结在了《上海证券报》上：
1. 中央高度重视，正确领导，集中部署，较好地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认识，这是清理整顿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
2. 在清理整顿方案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用了大量的时间反复调研，听取意见，基本摸清了风险隐患和问题的症结，明确了清理整顿的目标，及时确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 采取“先降温，后处理”的办法，逐步化解风险，避免矛盾的激化；
4. 按照实事求是、疏堵结合的原则，扎扎实实地逐户落实清理整顿方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消除风险，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先易后难，各个击破；
5. 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通过治理，1997年的股市确实开始保持平稳，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但是，在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股市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中有种种关于中央是否支持股市的担心与疑虑。
这个时候，希望“鱼和熊掌兼得”的周正庆，开始促动发展。他说到：“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积极主动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此，他组织证监会有关部门对市场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周正庆坚持认为，六项政策的出台只是“5·19”行情的导火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股市持续下跌过程中上市股票投资价值的显现。”他总结说，“就市场而言，我认为，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无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
周正庆挥舞的有形之手，最著名的就是其任期间两次组织撰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一次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针对长期以来关于“政策市”的非议，周正庆坚持认为，政府通过政策和舆论来间接引导资本市场，这样的“政策市”是国际惯例。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政策和舆论引导的资本市场，不是正确的政策和舆论引导市场，就是错误的政策和舆论引导市场。”周正庆说。
周稳步“两手抓”的同时，也着手引进海外经验。1998年，他出访美国，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探讨了对证券市场适时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必要性；1999年7月，已担任香港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的原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高西庆被请回证监会，出任副主席一职，谋划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然而，正如周正庆不认同“监管、监管、再监管”的规范思路一样，有许多中国改革的重磅人物也反对他“证券市场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宗旨”，并总结为“政府托市、国企圈钱”，证据就是“5·19”行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即曾多次对利用政策发动行情提出批评。对于1994年三大政策、1999年六大政策发动行情，他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写道：“在1999年6月2日的国务院征求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会议上，我明确地指出，这种托市向老百姓圈钱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吴敬琏赞同1993年以来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方向，但认为：“在相当长时期中，在按照什么样思路进行监管的问题上，管理层的认识并不是那样明确，不少人倾向于依靠实质性审批制度进行监管。可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已表明，行政审批不但无效而且会滋生种种弊病，造成监管部门本身的腐败和导致更大的混乱。”
吴敬琏尽管也对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实施将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给予肯定，但他指出，证券监管部门继续保留着不少行政性控制的权力，这依然“干扰证券市场交易中权利的有效出清和风险的合理配置”。
吴敬琏借用高西庆1996年10月发表的《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一文的论述表示了对当时监管层的怀疑：“现在还不能确定，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已经在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实质性审查制度之间做出了任何倾向性的选择。实质性审批的权力仍然是证券市场管理层手中难以割舍的一把‘利剑’。”
经历过证监会创生、又以监管官员身份“过混水”的高西庆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指出：“证监会成立4年来，经其手批准发行、上市的公司360多家，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4个计划单列市主要领导人以及各部门各级别官员、国务院各部委主管官员、各企业领导、工作人员等浩浩荡荡、络绎不绝，经年累月地出入证监会等国家行政部门，以求获得其地区、其部门、其企业的公开发行权。放弃一个具有如此规模和深度的权力，对于任何一个机体，特别是一个从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下生长出来的机体来说，恐怕都需要经历一场‘从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
不管怎样，199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有的中央领导也在讲话中对证监会的工作表示称赞，周正庆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但过完年，原本去央行就职的周小川突然空降证监会，接掌主席职位，周正庆黯然离任，始料不及的变化让周正庆的职业生涯“真空”般赋闲了整整两年零两个月，个中原因至今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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