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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15年来，成就举世瞩目，它所走过的每一步，几乎都可以成为后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经典案例。
在过去的15年间，浦东开发开放引领全国风骚的，莫过于它不间断的改制探索。无论是外高桥保税区体现出的一流效率，还是通用汽车流水线以当年一号工程的名义所展现出的浦东速度，其核心竞争力都是在体制改革方面占据了无可匹敌的先发效应。
今天，浦东开发开放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周期，体制改革作为我们前进的一大法宝，依然是浦东要继续探索的课题。从现在开始至2020年，浦东又面临新一个15年，而在未来的新15年里，我认为功能定位应该成为体制改革的灵魂。
浦东今后的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为了突破障碍，也不自视领全国之先，而必须成为功能的催化剂。这种新的功能的诞生，也不仅仅是为了浦东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上海服务全国提供新的平台。
如果我们以培育浦东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为例加以说明，就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及其必须由浦东开始来着手进行的战略布局。也就是说，浦东和战争中的先遣部队的作用相当，既要打赢第一仗，也要取得所有关键性战役的胜利。
众所周知，发展中的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一极强大的力量，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从目前的客观条件来看，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是具备相当基础的，浦东就是这一中心的主要舞台。不过，眼下的浦东，离开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需求还有明显的距离。如果我们不能在新15年里完善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功能，浦东被东南亚和南亚的后发城市所替代，也并非没有可能。
那么，在功能发育方面，浦东是否能够进一步体现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从国际环境来看，东亚地区目前非常渴望出现一个区域性的、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手段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些信号已变得相当明确，如在7月5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强调了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手段的迫切性，也认为这是彼此间加强伙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纽带。如果浦东能够在东亚地区担当这样的“关键性纽带”，其意义就不仅是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了，而且，也将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基本渠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后亚洲地区的相关次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也都可以选择在浦东进行。
与此同时，国际产业间的合作也将在未来10年内迅速展开。这种合作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避免过度竞争所必然带来的几败俱伤，二是从更高层面的分工角度，谋求清晰的产业资源的区域配置。这种新一轮合作的考虑，是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利益的。它照顾了发达国家企业进入亚洲市场的需求，也突出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远发展的愿望。同样，这种新一轮合作的考虑要变为实际利益，也只有依靠金融的力量来加以落地。如果浦东能够为之提供必要的产业金融服务，那么，浦东也就是当然的国际金融中心舞台了。
由此可见，对于浦东来说，战略机遇催生着我们的功能定位。而在明确了国家战略所要求的功能定位之后，体制改革的方向才更加有针对性。而且，新15年的浦东先行先试，已不是单单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为谋求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探索新路。可以这样认为，这是国家战略在新15年对浦东发展的更高要求，这也是浦东必须做到的。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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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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