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泉：站在专家对面 撬开他们的嘴

理财：为什么有人富了 而有人不行	银行还款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公有钱 女人就高人一等吗
股票：中国股民一定要活下来	托起的千点能走多远	“国九条”成了谁的道具
评论：马英九胜利得太窝囊了	中国人应该感激格林斯潘	“买椟还珠”与商品过度包装

　　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方泉：站在专家对面 撬开他们的嘴（法制早报-搜狐财经 独立报道）

　　方泉，《证券市场周刊》总编。1985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91年7月进入证券界，1992年3月参与创办《证券市场周刊》。

　　14年，方泉一路走来。其间折射的，却是中国股市曲折的发展历程。

　　被王波明毙掉的杂志

　　《证券市场周刊》是1992年3月15日创刊的，主管单位就是联办。那时，大概有三四十人筹备这本刊物。因为联办是民营企业，讲求成本，所以只有我一个专职人员，从主编、副主编到采访主任，全是外聘的。

　　我当时对证券一窍不通。我数学很差，高考48分。过来以后，“二老板”一看，我写过诗歌、小说，中文没问题。当时联办都是一些海归，英文说得比中文好，咱英文没他们好，中文没问题啊，所以就当场拍板用我了。

　　然后我就狂看书。《股份制与证券市场小知识》，刘纪鹏编的，估计现在都找不到了；联办编译的“中国证券市场”丛书，硬着头皮看，公式看不懂，基本分析方法倒是明白了。不懂的人看懂了后，写文章有一个好处，至少知道怎么让人看懂。

　　杂志第一期出来就作废了，因为错了一个数。上海电真空，每股税后利润大概是几角钱，我们写成了几分钱，错了一个小数点。

　　老板王波明拿着那些杂志，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一摔，“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在美国这种报道，如果是有意的，是要判刑的；无意的，人家也可以告你！”这给我很大震动，至少看到了证券市场的敏感性。

　　为此，所有领导的当月奖金都被扣发了。

　　第一期杂志共印了5000本，在北京销了1000本。没有发行人员，王波明就让我背着2000本杂志去上海；又招了一个人，去深圳。老板说：“卖出去了，你就买张票回来；卖不出去，你爱去哪去哪。”

　　到了上海，卖给谁啊？我通过朋友，找到了我们承包的一个营业部，中创上证的一个经理；这个经理介绍给我他的一个大户，这个大户又介绍给我他大舅子徐建国，他现在是上海地区自办发行所有报刊的龙头老大。

　　徐建国当时做瓷器生意，这是他做的第一本杂志生意。以前他一直不做股票，觉得这个市场不稳定；我俩骑着破自行车，跑了海通、万国，申银，很快就卖完了，几乎是被抢完了。

　　通过卖杂志，我感觉就是：证券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了；投资者对信息的渴求特别强烈。当时，进行信息披露的只有一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导刊》，是《上海证券报》的前身；上海的发行经历提高了我的自信，回来后就写了平生第一篇股市文章——《走马观股市》，1000多字。

　　批评尉文渊干预股市

　　当时最重要的采访是访尉文渊，他比现在的尚福林影响大。因为交易所当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多头管理，真正握权的还是地方政府。这样，两个交易所掌握的市场审批扩容的权力极大。

　　我约了尉文渊至少五次都没成。一是他很忙，权重一时；二是他对我们新创刊的杂志不感兴趣。

　　我通过各种关系，搞定了他的办公室主任，问他，“你就告诉我尉文渊在不在？”最后一次，尉文渊正在屋里跟人谈话，我就闯进去了，说“我就是方泉，您谈完话后，能不能给我十分钟？”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吧”。然后我就老老实实的站在门口等他；等了半个小时，尉文渊送走客人后，就喊我进去。

　　当时尉往后一仰，“真他妈累！”很疲惫的样子。

　　我说，“尉总，咱谈点轻松的话题。您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了。我当时掌握他很多资料，知道他先前在审计署教育处做处长，就追问，刚开始怎么考虑到交易所的？毕竟当初的形势并不明朗啊。他说，“那就是因为老婆生小孩嘛！非闹着要我回来，再后来就这么一步步被推着走到现在。”我们开始聊，聊他插队，然后自然就聊起证券，谈得非常好，一谈就谈了四个小时。

　　回来后就写了《“我总感到一股不可抗拒力”——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访谈录》。他很满意，因为没人从人性化的角度来写他。后来，上交所的所有活动，他都先找我去。

　　但是我也批评他。

　　市场刚跌下去，他就背着手晃悠，在大厅里说：“没什么嘛！”当时，红马甲就在大厅里坐着，“尉文渊说没什么”，马上就涨了100多点。我就针锋相对地批评他，“你这是典型地干预股市嘛！”他也承认不对。

　　他离任时，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你是证券市场的铺路石子》；他很感动。我觉得这不是夸他，是事实。

　　站到吴敬琏的对立面

　　2001年，吴敬琏抨击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甚至还不如一个赌场”，认为全民炒股很危险。《证券市场周刊》发表《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对吴敬琏的观点分别提出质疑。

　　这使我一下子站到了吴敬琏的对立面，并引起了关注。

　　我认为，吴敬琏老先生的立场和思路是停留在一种理想中，而实际上，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没法寻找一种平衡，我们要求的是机会均等，机会公平比什么都重要。股市给13亿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均等的机会，当然，这里面有占据信息优势、资金优势的操纵者，我们要严厉打击，但毕竟这是少数。在6000万投资者里，5999万，都是普通投资者。

　　这就是你怎么看到月亮的正面背面，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它起到的作用。

　　我从来都是对有些事情批判，对有些事情讴歌，我永远讴歌投资者背后的这种冒险精神，或者叫创业精神，中国需要这种冒险精神。

　　现在回头看，股市百孔千疮，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它担负起多少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说大点，股市担负着6000万人的光荣与梦想。当然有些人变好了，有些人变坏了。

　　如果说得极端一点，股市是几千年来第一次让所有知识分子、或者说自认为有思想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平竞争机会，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修炼。它改变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带动了一个大众投资时代的产生。

（ 责任编辑：李淑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