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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文化宣言”、“读经运动”、“人大成立国学院”……，突然间，这些小众的文化争论从一系列时兴政经问题的层层叠嶂中脱颖而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争论。“国学”，这个我们快要忘记的冷僻词汇、这门快要锁进旧纸堆里的老学问，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失落和找寻后，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央。
蒋庆、逄飞和袁伟时代表了这场“国学热”里的三种态度。
蒋庆，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10来年中式大褂，行装不改，主旨不变，1998年，远走贵州龙场，建私家书院“阳明精舍”，讲习儒学，“读经运动”的始作俑者，他“文化个体户”式的实践是这场热潮里最坚定执著，也是最富争议的脚步。
逄飞，“一耽学堂”“总干事”。“一耽学堂”创办于5年前，那时候逄飞只有27岁，5年来逄飞和他同事的身体力行代表着“国学”普及在公众视线之外的某种悄无声息的探索。
袁伟时，迄今为止“国学热”中质疑最尖锐、态度最强硬的批评者。
一位已故作家说，“国学”最可怕就是这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当然，我们不完全认同类似尖锐的戏谑，也不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国学热”的所有原因。在已经学会了不去尊崇一个我们并不认识的神之后，我们也总有些时候会拿起一本书，或四书，或五经，或相关的其他，好奇于这门在我们的祖先那儿主流了那么久，甚至浸透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国学”：它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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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单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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