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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两个美国记者来上海采访拆迁户。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钉子户”这个词，并围绕着这个词做文章：人怎么成了“钉子”，政府怎么拔“钉子”，“钉子”又怎么抗拒等等。
其中一记者来自美国西部一个小镇，称自己的家乡是天堂，后来又说到有一条公路从小镇穿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就这样发问了：你们修公路，政府不动迁吗？回答说，要的。有人不想搬吗？是的。有人认为赔偿不合理吗？是的。也有被强制执行的？是的。但没有“钉子户”。
在他们的简单理解中，“钉子户”就是把自己“钉”在家里不动，警察来了也不动，甚至在身上捆上炸药原地爆炸。这是一种极端的抗议行动。在美国，有拆迁争议时，恰恰相反，当事人动得比谁都快：找律师，跑法院，开业主会，向媒体发言，等等。
这几天全国人大将物权法草案公布，公开征求意见，我又想起了那次讨论，更加明白了这其中的区别：当物权纠纷发生时，一个是行政的途径，上对下发命令，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只好化身“钉子”以抗议；一种是法律的途径，即是打官司，当事双方可以平等地争论。有独立的第三方等着你去辩论，你干吗“钉”在自己家里不动呢？
物权法草案中，关于拆迁征地及其补偿标准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规定：“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并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
我说物权法最重要的是对物权问题给出了法律的途径，听起来像是一句废话，其实不然。
法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实体，一个是程序。由于程序阙如的传统，我们更关注实体，比如法律文本中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当然这很重要，也是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目的。但是我很有理由怀疑，很多民众并不自觉其义，不过以为政府对此又有了新的规定，而不是从此可以和政府就这个问题打官司了。打官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怎样征求意见，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法律文本，但得有个说理的地方。
我更不明白专家为什么也这么糊涂：“国家规定”是行政行为，“合理补偿”是法律要求，这二者是怎么搅到一起的？这几天有不少论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但很少有人指出这二者在本质上的区分。“妥善安置”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话，如果拆迁户已经得到合理合法的赔偿，何来“妥善安置”之说？这完全是习惯了“安置百姓”的行政传统的一个官僚主义话语。
除了行政，我们对物权的传统解决办法中还有道德，比如邻里谦让、拾金不昧等等。皇权时代的王法，总有大一统的倾向，即融合司法、行政和道德为一体。现代法律制度不等同于王法，它并不代替道德，所以说规定拾物取酬和拾金不昧相抵触也是糊涂话，是在传统王法的思维惯性中说话。法律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选择途径，而且是在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一条选择途径，但面临具体问题时，你当然可以选择道德的途径，甚至宗教的途径。
虽然过去也有民法通则等，但是系统地全面地走法律的道路，而不是行政的，或者道德的，仍是物权法最重要和最新鲜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首先是一次思维观念和行事方法的训练。
法律文本的出台，仅仅是完成了万里法律长征的第一步。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和舆论环境，没有让“钉子户”动起来的法律程序，那它和一个死板的行政规定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 责任编辑：宇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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