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目标导向问题和急功近利，部分城市规划已成为‘圈地规划’”，“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一定不能搞成变相圈地”———针对我国将开展的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在近日举行的有关座谈会上，不少国内城市规划专家发出警告。（《新京报》7月13日）

　　　 对此，国土资源部表示，“今年国家下达各地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不得突破”，“将对规划和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突破规划和计划批地用地的行为。”

　　　 城市规模的急速扩张，导致规划“圈地化”，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有资料显示：1991－2000年我国每年征用土地831平方公里，2001年为1812平方公里（耕地为370平方公里），2002年为2880平方公里（耕地为1863平方公里）（《中国建设报》6月20日）。提升城市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在盲目发展冲动支配下兴起的圈地风潮，副作用显而易见。一方面，大量农业用地被挤占，损害农民利益，威胁国家农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被圈土地的粗放使用，往往一卖了之，导致城市土地紧张，制约了城市的协调发展。

　　　 因此，遏制并避免城市规划成为“圈地规划”，是当前土地管理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但是，单靠中央部委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还不足以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圈地规划”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有热衷于圈地规划的冲动，与目前的财税体制存在密切关系。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收，地方财政普遍吃紧，缺乏稳定可靠的城市发展资金来源。因此，在地方发展和官员政绩的催逼下，靠大量出让变卖土地，获取发展资金，弥补公共财政的拮据，就成为一种行政必然。而且，由于土地收益在目前制度下是一次性获得的，一届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掌握大量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后，下一届政府，也会紧随其上，继续大规模地圈卖以维持财政的运转。于是，形成不断循环放大的土地出让依赖症。

　　　 在土地转让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也是原因之一。现有制度安排下，土地出让时，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在服从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下，接受单方定价。于是，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一些官员却可以借机寻租、腐败。

　　　 此外，由于行政监督体制刚性和力度的不足，人大等监督部门缺乏对城市规划应有的控制力，也减弱了“圈地规划”的可监督性。可见，如果不从根本着手改进、完善相关制度安排，仅仅指望中央部委“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式的表面控制，很难彻底遏制“圈地规划”。

（ 责任编辑：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