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运用法律也是国企的核心竞争力
法律思维和技术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这个观点以前得到的重视不够，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
上海市国资委与市律师协会经半年多的筹备，在去年12月11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国企改革法律服务团”，形成了一个上海律师为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提供法律服务的大平台。作为这个平台的组织者之一，原建材集团总法律顾问、现市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副处长王杰，就此事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法律工作者也是企业财富创造人
王杰认为，企业运用法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的竞争能力，法律顾问的工作能直接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企业在谈判涉外项目时，对方请的往往是美国、英国或者香港的律师，聘请的费用常常按每小时几百美元的薪资计算，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月薪只有几千元人民币，而且对企业情况熟悉，对本企业的责任心也更强，谈判水平并不输于对方，这本身为企业节约了薪资成本。”
他举了建材集团的例子。建材集团一年的诉讼经济案总额约5亿元左右，包括20多场诉讼和仲裁，单按1%的代理费计算，因为聘请的是法律顾问，每年能为企业节约将近500万的代理费。另外，法律顾问日常要审查重大合同，通过法律手段把许多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些经济回报更难估量。
建材集团下属一家公司曾与一家世界大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这家大公司提出要控股，且他们的专利要折合占整个注册资本的40%，约9000多万人民币。当时技术人员先和他们谈，拿回来100多项专利，觉得9000万很值。但这个方案转到法律人员手上后，从法律思维出发，法律顾问提出首先要看这些专利是否在保护期内， 并进行了专利检索。结果发现其中一半的专利是过期的，没有法律保护，使用时根本不需要付钱。最后，这些知识产权缩水到2000万，使企业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利益损失。
这样的案例在企业的法律工作中将会越来越多。因此，王杰说：“法律思维和技术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这个观点以前得到的重视不够，但我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
体现法律价值不只在于提高法律人地位
在企业中培养和运用法律顾问队伍， 发挥社会律师参与企业法律事务， 这方面近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很多企业仍停留在将法律顾问作为类似企业“三总师”这样副总角色的观念。对此， 王杰认为，“一方面， 企业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当然应该提高， 但另一方面， 只提高地位而不强调法律本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条路走下去困难会越来越大。”
王杰曾经在美国福特公司了解到，福特公司在各个州的分部有500多名公司律师，这些律师不承担社会中介服务，专业分工很细，包括税务、投资、公司法等。他们在整个公司里的地位非常高，只要是法律方面的问题，总裁都要听他们的。王杰问他们的总法律顾问，如何评判这些分布在全球的律师的工作，他说，如果一个公司律师经常跑法院，那他年终的考评分肯定低，相反，则考评分很高，这说明他审核的项目在法律上很少有瑕疵，而且即使出了问题，对方可能也不敢告他，因为他的法律文本设计得好，对方如果起诉，败诉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点，跟国内的理念有很大差别。
应将法律思维运用于经营管理
通过这几年“依法治企”观念的推行，一些控股公司的老总已经开始注重法律的地位，很多大企业都在企业内部建立了法律部门。但王杰感觉企业的法律顾问在做实务的过程中，如何将他们独特的法律思维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这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什么叫法律思维，我的理解就是法律人通过他掌握的法理和法条去透视他所遇到的客观情况，做出特有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推理的思维过程。要做出这个法律思维，还必须通过法律技术这个外化手段来达到法律效果。”
王杰认为，法律顾问应该讲三句话：其一，这件事情法律上行不行，如果不行， 法律上的根据在哪里； 其二， 这件事的主要风险在哪里，让老总来做综合性的判断；其三，也是最关键的，这件事情如果不行，那应该怎么做才行。
“有些法律顾问常常只讲前两句话，这是领导最头疼的。法律顾问要在企业占有比较高的地位，往往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他自身的法律素质很高；二是运用律师资源的能力强；三是领导重视。但要让领导重视，首先就是法律顾问能够把原先在法律上不可行的项目做出可行的方案来，而不是总对着领导滔滔不绝地讲法律。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法律思维和技术，揭示法律的价值。”
法律工作者在国企改制领域大有空间
“现代经济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法律的领域愈加宽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法律全球化势不可挡。但企业的法律顾问不是全能的，所以我们要搭建律师顾问团这样一个平台，借助于律师界的力量，为国资国企改革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律师协会是律师最信赖的团体，国资委与律师协会已达成共识，共同推动这项工作。现在上海注册律师5000多名，我们先选了500多名组成这个团队，以后可能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加入。”
王杰认为，目前，控股公司层面的多元化改制，法律工作者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如何解决控股公司关联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解决企业对外投资、兼并重组、股份转让等问题，都需要借助法律工作者的介入。
王杰还谈到，新的《公司法》即将出炉，这次修改中有一点就是强化了出资人的法律责任。《国资法》也正紧锣密鼓地起草，如果今年这部法律能出来，就能把十六大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精神完全体现到国家法律层面上。
积极推动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上海市国资委领导已明确表示，法律服务是上海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要通过‘律师服务团’等多种手段，积极推动这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此，我们法律人既要练好内功，又要有世界眼光，在考虑法律问题的时候，既要有国内法的思维， 又要有国际法的思维。”
王杰举了一个例子：某省一家企业向意大利出口一批陶瓷，合同文本设计得非常好，但就是一个条款出了问题，使这笔生意损失惨重。这个条款就是陶瓷用船运输到意大利的港口时，验货、包装要按照欧盟的标准，合同罗列的是英文字母，意思是任何进口的国外这类产品，包装必须是七层纸盒。由于这家企业对这项标准没有仔细研究，包装用的是稻草加木板，最后只能在当地租了仓库全部返工，加上意大利的人工费非常贵，结果损失很大。“这说明现在法律职业的风险越来越高，法律人需要从现代服务业这个高度对自己的工作严格把关。”
王杰透露，去年8月份上海市委市府发了一个文件，主题是推进“上海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的行动纲要”。其中提到上海要形成合理的行业布局结构，形成与国际中心城市相匹配的社会中介组织，要推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市场化。这个市场化有一个指标，就是职业律师占上海总人口的比例，2002年是0.47%， 到2005年要达到0.54%， 2007年要达到0.63%，2010年要达到0.82%。90年代美国是70多万律师，2.5亿人口，现在中国大概是11万律师，13亿人口，这个差距非常大。2010年上海如果能达到0.82%，即近100个人里有一个职业律师，那就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法律人的舞台空间将会越来越大，只有将律师工作提升到现代服务业这一层面，才能为国资国企改革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王杰最后表示。
对国资法立法的几点思考(1)
有望今年出台的《国资法》,将在法律层面上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一个明确定位，这将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在法律层面的一大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国资法》)的立法工作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中已被确定为今年的立法重点，这将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在法律层面的一大突破。据了解，全国人大将在今年完成立法任务。为此，笔者就《国资法》立法工作，谈一些看法。
《国资法》是党的执政要求在法律规范中的体现
首先,《国资法》是将党的主张上升至国家意志。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三中全会对如何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了纲领性的要求，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将党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符合执政行为法律化的国际趋势。实践表明：国有资产在经营环节运作中实行一元化监督效果最好。一元化监督的本质就是出资人的监管。国家对于国有股权的监督应该是落实出资人享有的权利，而不是政府机关行政权力的监督，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其次，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简称《条例》)上升为法律等级。国资管理关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只能通过国家法律调整。企业“出资人”是民事行为主体，对行使出资人权利的法律渊源不仅仅限于《宪法》、《民法》和《公司法》。《国资法》更大的价值取向是处理好《宪法》关于国有资产出资和监管层面到《公司法》层面的中间核心环节。当前，《条例》仅是行政法规，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层面的法律关系。所以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尽快为国有资产立法关系到这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成败。
第三，《国资法》是执政党必须关注的基本法律制度。国际公司发展史的逻辑轨迹是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发展到“董事会中心”主义，再发展到“经理人中心”主义，但在关乎国家安全和基本经济制度中，国资立法早已成为不同执政党的共识。大家的共识是，国有资产在实施国家战略中的经济地位已经成为主体资源，并日益被国际社会所关注。
明确国资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至关重要
当前，必须确立国资机构的特殊法人主体地位。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是维护所有者权益。目前《条例》规定国资委是政府直属的特设机构，并没有从法理上明确概念的逻辑内涵。笔者认为，《国资法》要明确各级国资监管机构国资的出资人地位, 确立其特殊法人主体资格, 并由《国资法》单独进行调整，国资委作为独立的一级控股法人要写进法律条款。
可以说，无论是《条例》赋予国资机构的职责，还是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10个规章，都是在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在行使老板或大股东的权利。比如对企业负责人的任免奖惩、企业重大事项的管理、派出监事会等等，这些事归根结底都是民商事行为，因此明确国资委为独立的民商法主体是顺理成章的。
在外资参与国企并购中，有很多重大项目需要由国资委进行战略把关，必要时要由国资委直接出面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资产运作。如果此时国资委还是以行政机关的面目出现在谈判桌前，既违背了中国政府对WTO的承诺，也不符合国际商事惯例。而国资委成为特殊商事法人后，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此时其工商登记管理可以通过产权登记等方式来解决，承担的政府交办事项可以由法律特别授权。
对《国资法》具体调整范围的认知
笔者认为，国资监管机构可根据国资战略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置管理层次，选择投资方向，组建和连接公司层级，不作硬性规定。上海市国资委在控股公司改制中一直坚持的“一司一策”方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应该采取“一刀切”。国资委直接持股也好，通过投资公司持股也好，都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推进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所采取的不同手段和方式，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控股公司的类型和比例也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最佳模式，还是要提倡因地制宜。
关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对象，笔者认为，《国资法》应将全部国有资产，包括行政事业类、金融类、资源类资产均纳入管理对象。对国有资产实施全覆盖管理，关系到永久执政的根本性问题。目前，金融类资产大部分由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控股或参股，实质上已经纳入国资监管范围。（作者：王 杰、沈 源）
搜狗(www.sogou.com)搜索:“并购”,共找到
5,524,604
个相关网页.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