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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把政治问题法律化，在司法领域内解决政治问题，这当然是很令人羡慕的。比如把大选的争议交由最高法院裁定，而不是由双方在战场上或黑幕中一决胜负。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具备这样做的条件。能够这样做的社会基本都已具备完善的宪法，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基本的政治原则已得以确立。换句话说，重大的政治问题已得到解决。在以后的社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即使属于政治范围，也可以通过对宪法的深入阐释和发挥加以解决。
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完善的、足以确立基本政治原则的宪法及宪法体制，那就不可能把政治问题司法化。这时就要老老实实地动手逐步解决政治问题，确立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政治原则。试图通过相对容易的立法过程来代替政治的进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意义重大、不容回避。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逐渐把现有体制内的发展潜力开发殆尽。局势已十分明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重大的体制突破。这个体制突破就是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
可是，这种突破迟迟不能发生，原因来自两个方面：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和不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既有的利益格局。这两种因素都是基础层次上的政治因素，摆脱这种束缚需要政治层面的根本革新。指望着通过一部温和的法律来突破这些束缚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我主张应该尽可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我深知，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是因为，转轨前的社会体制，可以说充斥着种种基于身份的特权。这些特权扭曲了资源分配的状态，降低了社会的整体效率。但是必须意识到，对于特权，只能依靠特权来废除，也就是说，有勇气的改革家是必不可少的。特权不废，发育出来的市场必定是畸形的。而在既有的政治格局下，模仿性的、引进性的法律很可能是含混不清、流于空洞和不得要领的。因为这时的法律无法建立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它一方面不能突破既有政治格局对它的局限，但完全循规蹈矩却又使自己的出现失去了意义——它是受命要提供一些新东西的。物权法基本就处于这种状况。
法律学、经济学已为完善的产权结构的建立提供了足够的理论基础，但没有为故意保留某种不完善提供什么知识。而这其实才是物权法编修者的真正用力所在。由于不能充分借助已有的理论成果，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物权法，相比于已有的理论知识的精细、严密，就显出许多粗糙、混乱之处。法律学者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法律学者的进一步努力。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物权法的立法者不乏雄心。他们试图将目前的物权法立法纳入建立完善的民法这一过程，使之成为其中的一个步骤。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了解目前的物权法的种种局限，但过渡的意识使他们保持乐观。也许，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鼓舞了他们。但经济和法律（普通法意义上的）都具有重要的分散性的特征，可是政治一定是集中的过程。渐进的政治变迁是难以想象的东西。过渡很可能变为回避。也许把政治发展交给政治家，而不是交给法律学者，这才有可能真正走上成功之道，即使这条道路看上去不那么容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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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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