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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品的“后配额时代”仅持续了半年就悄然落幕了。期间，纺织企业间低价恶意竞争，缺乏行业自律的行为使整个行业身受其累。为了解决一个群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企业和专家呼吁加强作为政府与市场以外第三种力量的商会的力量，发改委也正在就此发起一次改革的实验
□记者 胥晓莺
曲高和寡还是不作为？
“不要再抢关出口，否则下半年就没有出口机会了！”
6月27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下称中纺商会）副会长曹新宇向纺织企业大声疾呼。27日当天，中纺商会首发的中国海关出口监测日报显示：截至6月23日，在美国对中方设限的7种纺织品中，已有4种使用了八成以上的临时配额，其中棉制针织衬衫和棉制裤子分别达到美国限量的97.01%和103.37%，按照这个速度，到7月初，美国海关将对这两种纺织品实行“封关”，而6月20日之后出关的产品可能将赶不上在封关前抵达美国。
中纺商会的呼吁会起多大作用，这个问号其实在提出的时候就有了答案。
从5月份美国刚宣布设限开始，中纺商会就一直提醒国内企业，配额用得太快，棉制裤等三类“特保”产品已不宜出货，否则企业将遭受损失。
然而，警告并没有阻挡企业抢关出闸的脚步。今年4月起，预计到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纺织品摩擦的企业纷纷加大了出货力度。5月18日美国对中国四类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后，企业为了完成手里已接订单，出口量更迅速飙升。在纺织品出口大省广东，海关数据显示，服装出口4月增幅达16.3%，5月增幅达23.2%。
6月19日商务部公布《纺织品临时配额管理办法（暂行）》后，企业抢在7月20日《办法》实行前，进一步加大了出口量。甚至有企业为了抢在美国“封关”之前到港，不惜血本改用比海运贵10倍的空运。南方航空公司货运部的消息称，6月后三周，由于服装出货的大幅增加，广州飞芝加哥的货班爆满，不得不增加了两班包机。南航预计7月还会增加4班货物包机。
出口急剧增长的势头不只出现在广东省，浙江、江苏等纺织业大省同样出现了抢关出闸的现象。以致在美国设限后仅一个多月，中国已经用完了两类服装2005年全年的配额。
曹新宇对此也痛心疾首，“再这样，下半年就歇了。”他对《商务周刊》表示，如果7月份中美谈判再度无果，下半年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的余地将很小，国内数以千计的纺织品工厂将闭门歇业，大量纺织工人将面临失业。
实际上，在纺织工业密集的江浙一带，曹新宇的担忧已变成现实。记者从浙江外经贸部门了解到，浙江象山等地部分纺织企业目前已停工或者倒闭，因为这些企业生产的低附加值文化衫在限制之列。而且，没有配额不仅使品种单一、附加值小的中小纺织品企业遭遇毁灭性打击，对于年产量1800多万件的江苏红豆集团来说同样有伤筋动骨的冲击。红豆集团办公室主任杨顺成介绍说，配额即将用尽的两种纺织品，正是其出口美国的主力产品，占总产量的1/3，下半年红豆只能辗转日本、澳大利亚等没有多大把握的市场。
“这对纺织行业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一位从事对美纺织品出口的专业人士说。这种灾难也显现出作为纺织品外贸企业全国性的同业组织，中纺商会的声音是无力的。“我们说了，但很遗憾，企业没有听。”曹新宇摇着头说，“商会的声音太微弱了。”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高勇更表示，正是企业订单过多和争抢份额，才使得对美纺织品出口“陷入乱象，陷入困境”。他指责企业缺乏自律，从而导致整个行业受累，同时也让“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努力得不到回报”。
但纺织企业也有一肚子的苦水。红豆集团办公室主任杨顺成抱怨说，很多中小企业的盲目生产和出口，低价竞争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无序状态。但企业抢出口实在是形势所迫，别无选择:“明知道抢着出口对今后不利，但大家都在抢，如果自己不抢，就明显会失去市场份额，损失很多利润。”
6月27日，在得到中国7类输美“特保”产品出关数据的第一时间，中纺商会就在其网站和其承办的商务部网站纺织服装频道予以公布。尽管如此，对于翘首热盼的纺织企业来说，数据的发布还是太晚了一些。“之前大多数企业估计，大概会在7月底用完配额，没想到提前了，这对企业来说，有点措手不及。”江苏舜天轻纺负责美国业务的陈姓经理说。
没有详细具体的出关统计，企业只能自己猜测估计。大企业信息渠道多，预测能力强，但计算也颇费周折。而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无法及时掌握配额的使用，导致企业或观望不敢开工，或盲目生产的混乱局面。6月27日当天，《商务周刊》采访吉林省辽源市真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经理金梅时，她还没有看到相关消息。金梅表示，非常急切地盼望了解受限产品对美国、欧洲的具体出口数量，“我们不敢接订单，也不敢发货，就怕我们自己估算的和海关不一样，出了货到海关那又拿不到出口许可证”。
北京铜牛进出口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经理余后生则向《商务周刊》反映，商会在2005年之前对特保条款的宣传很不够，以至大多数企业对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并没有思想准备。北京市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佩琨也证实，他们企业是直接从美国商务部的网站上看到中国加入WTO协议书文本才了解到242条款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中小生产企业，是直到事情发生了才知道有个‘特保’条款。”高佩琨说。
去年7月，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专家曾发给本刊一份2000年《中美关于WTO的双边协议》谈判底稿的PDF文件，提醒本刊注意其中有关“延续与中国的纺织品双边协议和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限制条款”的内容，并告知记者关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有关特殊保障措施和《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第241－242段中同意延长中国纺织品特殊保障措施的相关承诺。本刊记者曾就此特保条例究竟会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带来什么影响遍访国家商务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及国内几家纺织企业。商务部世贸司咨询处一位穆姓官员简单地告诉记者，这个特保条例的确对中国有些不公平，但它不是随意启动，而是有实施条件的。但对记者进一步咨询要求，这位官员不愿细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没什么影响，ATC协议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说这个对出口不利。”他还希望：“媒体要讲政治，不要说这些边边角角的东西。”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则拒绝就相关问题接受采访（见《商务周刊》2004年8月5日第15期《纺织品贸易全球自由化“歧视”中国》一文）。
高佩琨认为，造成现在的局面不能单纯指责企业，有关各方都有责任，除了前期预警工作做得不够，商会也未能有效承担起纺织行业内部协调管理的职责。
“拿纺织行业非常敏感的3478类产品（347/348类，棉制裤子）来说，原来有配额，厂家就会尽量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毛料西裤，能卖到十二三美元。但配额取消后，行业准入和最低限价却没有建立起来，不管多大生产规模，更别提有没有符合ISO9000，SA8000，什么样的企业都一哄而上，五六毛美元的短裤也有大批企业抢着做。”高佩琨对《商务周刊》说，“数量上看我们的出口激增得厉害，被人家动用了‘特保’，而实际上企业的利润却极薄。”
高佩琨呼吁，必须规范纺织行业的市场秩序，建立有效的行业准入和出口限价机制。“行业协会和商会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
商会缺“租”
来自企业的这些评价，无疑使中纺商会倍感伤心。“两年来，为了应对纺织品贸易摩擦，我们可谓费尽心机。”中纺商会副会长曹新宇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据他介绍，从2003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显现，中纺商会就开始大范围地介入贸易摩擦的协调与处理工作：2003年，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和商务部官员、企业代表一起，前后三次组团赴美国谈判；同样是2003年，商会还加强了对内工作的力度。针对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可能造成的后果，商会开展大规模的调研；2004年，商会又通过商务部在青岛和宁波分别召开了两次企业会议，向国内企业传达了相关信息。
记者在中纺商会网站上看到，近两个月来，有关信息的公布不断更新。6月16日，商会在其网站首发信息，率先透露了企业极其关心的《纺织品临时配额管理办法》的核心内容，比商务部正式公告提前了三天；6月27日和7月1日，中纺商会在其网站和其承办的商务部网站纺织服装频道，即时公布和更新了7类输美“特保”产品的海关监测数据。7月1日，欧盟海关公布的中欧协议10类产品清关率也在商会网站上首次亮相。
商会还在做联络企业和政府的工作，将企业的声音传递给政府，为决策提供依据。6月30日，中纺商会向国内六七十家主营企业发放问卷，考察美方“特保”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具体影响，调查结果将为政府在制订政策时提供参考。
对于企业反映强烈的预警和出口协调工作，中纺商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据介绍，2004年11月，商会在杭州召开了300多位代表参加的理事扩大会，商会与企业共商对策，并成立了不同种类商品的协调小组，由内、外资，民营、国有企业共同组成，由主营企业、出口量最大的企业担任负责人，进行行业内部协调。
2005年初，在国家商务部提议下，由中纺商会牵头负责，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香港纺织业联会、香港纺织商会共同建立出口协调机制，推动行业规范出口。同时，商会还发表了加强行业自律的呼吁书，在市场准入和最低限价方面制定了相关规定，呼吁企业积极遵守，严防配额取消后出口秩序混乱……
然而商会的忙碌认可程度并不高。“呼吁和信息发布只是企业需求的一部分，如果能协调好生产与出口等根本需求，商会的权威才能确立。”天津天服三悦公司的陈姓经理对本刊说，“现在的商会不可能约束企业，只能是呼吁呼吁而已。”
而高佩琨甚至认为，商会对企业缺乏约束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商会并不是一个实权部门。“它又不能给我分配额，也不会给我找客户，行业自律守则也没有法律效力。”高说，“当这些行业守则如果与企业的市场策略、价格策略有冲突，企业会怎么选择？”
中纺商会副会长曹新宇对此也有切身体会，“尽管行业自律、出口协调机制建立时，企业老总都客客气气地说‘没问题没问题’，但是说老实话，我们对自己的协调能力并没有信心。”
今年上半年的一系列现象，说明商会和行业协会推行的协调、自律机制形同虚设。“商会就是商务部的派出机构，商务部又不肯放权。”一位企业负责人说。“只要政府能放权，我相信商会能做好很多事情。” 这位企业负责人认为，比如将配额的分配权力下放到商会，商会的凝聚力、执行力肯定会强很多。
而事实上，商会并非毫无实权。据曹新宇介绍，配额时期，商会一直承担着配额招标的具体工作，也负责广交会的参展工作。吉林省辽源市真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经理金梅告诉本刊，他们企业就是为了参加广交会才加入商会的。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余晖认为，企业选择是否遵守商会的规则，当然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商会一定要有‘租’，要让入会企业获利，才能树立威信，产生协调和制约企业的力量。”余晖说，但“租”不一定是政府给，更应是商会自己在市场上寻求。
余晖反对给商会以强制性权力。“配额分配这样原先属于政府的管制权如果下放到商会，商会就成了‘二政府’，参会企业敢怒不敢言，商会取得了威信，却损失了社会合法性。”他说，“商会的力量来源于它能否真正代表企业的利益，它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行业中介和自律组织，绝不能回到计划时代的纺织总会、轻工总会那样的政府机构。”
来自民间的力量
中国的行业协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生长途径。一种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由政府改革而成的行业协会，中纺商会即是在1988年由原外经贸部建立产生的。这些官办的商会或行业协会，在政府的授权或委托下，承担部分行业管理职能，与其说是同业自律组织，实质却更像行业管理机构。
另一类则是在市场发展过程中由行业内部的企业自发联合创建而成的同业公会性组织，属于现有体制外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商会组织。在市场发育最早、民间经济最发达的温州，民间商会即获得了极大的成长。目前，温州市已有服装、灯具、眼镜等行业商会、同业公会近200家，这些组织挂靠温州市工商联成立，入会企业占企业总数的70%左右。
温州民间商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其相对宽松的管理政策。1997年，国家经贸委下发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温州同上海、广州、厦门一起成为4个试点城市之一。1999年，温州市政府又出台《温州行业协会管理办法》，正式确立了民间商会的社会团体法人地位，并对民间商会的办会宗旨、原则和方针，设立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和职能，会员权利和义务，行业组织的监管体制等，都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温州市服装商会外贸分会的吴一亨秘书长告诉《商务周刊》，服装商会和当地其他100多家行业商会一样，没有政府部门人员兼职，没有政府拨款，目前已有会员企业1000多家，覆盖了全行业90%的大中型企业。而外贸分会有十多个正副会长，数十个理事，是由250多家会员企业在会员大会中公开选举产生的，会长都是具备较强行业影响力和企业实力的企业老总。
因为温州各商会是由同行企业自发创建、自主治理的，商会与企业的利益诉求高度统一，商会本身就是为企业提供服务而存在的。“比如最近企业反映招工难，我们就和内地的劳动部门、学校联系,帮助他们招工和培训工人；老总们反映文化知识不够用，我们就请了老师，周末给他们上课，既有实用的英语培训、环保标准、反倾销知识培训，又有大学的学历教育。”吴一亨介绍，分会还承担了类似原来轻工业局的大量工作，如质量管理、技术培训、组团参展等。
“政府型的行业协会就像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民间商会就像市场经济下的民间企业，商会不发挥作用，不符合市场规律，就没人理你，马上就萎缩了。”温州市服装商会副会长，温州菲斯特成衣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欢天说。
民间商会的自组织性质也赋予它们行业协调和自律的力量。温州烟具行业协会成立之前，一些企业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互相杀价，甚至产品仿冒之风盛行。据温州市政协主席，前常务副市长蒋云峰说：“别人的打火机钨丝粗细度是11.5，我们的就是8，有的做到5甚至4，一烧就断。”
烟具行业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无序竞争的状态。当时的烟具行业协会要求，进入打火机市场的企业必须通过协会组织的质量检测，但依然有人暗地生产。在烟具行业协会召开的企业大会上，商会采用了发咒的形式：“谁用4或者5的钨丝就是狗养的，不是人生的！”温州人天生爱面子，这样的诅咒竟然起到了效果。今天，温州打火机年产值已近20亿元，其中出口占70%，占世界打火机市场份额75% ，占国内市场份额90%。
建立行业自律不仅让中纺商会这样的政府性行业协会头疼，甚至也是政府部门困扰的工作，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效果并不明显。而温州商会的成功显示这种依靠自主合约治理的组织拥有着行政权力所不能及的力量。
和官办商会向政府要权力不同，民间商会善于在市场中寻找新的“租”。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市场，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面临反倾销的困扰。根据WTO公平竞争的原则，政府不能替企业应诉或提供帮助。而企业单打独斗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财力。2003年，面对欧盟反倾销诉讼，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联合15家企业共同集资、共聘律师、联合应诉，并最终取得胜诉。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
但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依然制约着民间商会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壮大。该《条例》规定，和其他社团组织一样，商会、行业协会的登记、变更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这使得民间商会无法成为一个独立法人单位。《条例》还规定了“一区一会，一行一会”的原则，这为民间商会与官办商会的公平竞争设置了不平等障碍。
对官办商会而言，同样需要政策的松绑。官办商会如果不能与政府部门分离，改变沉疴旧习，真正为企业服务，就只能在市场竞争中走向没落。
可喜的是，温州商会的模式有望在全国得到推广。今年3月25日，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会同各部委研究起草了《关于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参与《意见》前期起草的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余晖告诉《商务周刊》，《意见》提出要改革目前行业协会、商会双重审批的制度，商会和行业协会有望向无主管部门过渡。《意见》还要求官办协会从政府“剥离”，推进政府与行业协会职能、机构、人员、资产的分离。同时，《意见》提出，取消“一行一会、一业一会”的限制，允许适度竞争，健全有效的行业协会退出机制。
余晖介绍，《意见》意味着要将官办商会、行业协会推向市场。“这将有效促进官办和民办商会的竞争和整合，如果《意见》能顺利在今年秋天正式实行，两三年内，中国的行业协会和商会将有一个全面的变革和融合过程。”余晖对此充满信心。
商会改革的试点，在上海也取得阶段性成效。上海市从2001年开始推行政会分离的改革试点，出台了《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等一系列地方法规，还专门设立了“行业协会发展署”领导改革工作。一方面，上海放宽了对民间商会的审批，另一方面将官办商会与政府部门彻底分离，推向市场，使商会之间，不论背景，公平竞争。
竞争的结果，据对此进行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教授介绍，大多数官办协会因此获得了新发展。“上百家行业协会全部搬离了原政府办公地点，他们还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现在大多在外面租房办公。”同时，民间商会有了和官办商会公平竞争的机会，竞争已经带来两者之间的整合。“现在已经有官办商会和民间商会合并，而新的行业协会会长是原来民间商会的会长。”杨团说。
“目前，国内外的贸易形式都很紧迫，堪称内忧外患，国内市场竞争混乱，食品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国际上，反倾销、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特保等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余晖指出，商会、行业协会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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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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