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5年6月底，北京市全市户籍人口达到1170.6万，同比增长2％，高于该市1.5％的全年调控计划指标。针对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的态势，又有人提出：“应该提高进京门槛标准，可以考虑提高学历水平或采取经济手段等方式。”

　　此说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人口规模的增长是因为户籍人口的增多，而要遏止这一规模的过快增长，就要减少入籍人口。因此，就可以提高学历条件使北京户籍准入制度更苛刻，或者采取高价购买户口的方式，使更多的人被挡在该市户籍人口之外。

　　可以看出，如果抛开一些具体的内容，此说的本质就是“以户籍限制人口”，而这个观点早在数年前就已经被社会舆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道理其实很简单。当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语境下谈论人口规模增长所带来的各种效应时，实际上应该被考虑的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生活的实际人口数量，而非单纯的户籍人口数。以北京市为例，尽管其在籍人口是1170万，但在北京实际生活的人口，最保守的估计也接近了2000万。多余的那数百万人，就是没有取得北京户籍、却在北京实际生活的人群。在这些人当中，有的甚至已经连续两代人都生于斯、长于斯。

　　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户籍准入制度限制一个地方的人口数量，充其量是扬汤止沸之举。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且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被消除，一个地方的实际人口数量决定于其经济状况这一客观因素而不是决定于其户籍制度这一主观因素。说白了，哪怕你不让我加入北京市籍，只要这里有适合我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我同样会过来，哪怕戴着“盲流”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中关村号称“十万高级头颅”的那一群“北漂一族”就是鲜明例证。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既如此，此说为什么还置基本常识于不顾，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抛此“高论”呢？个中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中城市饱尝了“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分割”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从公共事业投资的倾斜，到各类就业机会的优先，再到身份的政治优势，这些对农民的歧视使市民看起来受益不小，有些人便非常怀念过去的“好时光”，尽管这种“好时光”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

　　发展到21世纪，随着宪政观念的普及和公平理念的强化，过去那种以歧视农民为主要方式的“闭城自满”已经行不通了，于是有些人转而寻求各种“理论0”支撑，以期为其继续限制公民的平等权提供借口。人口增长规模和户籍关系的理论，就是此类说法的基础。

　　这些人内心完全明白户籍准入和人口规模之间并不成正比关系的道理，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一理论，是有着现实的利益盘算的。众所周知，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城市实际居住人口中一直存在同义务不同权利的现实情景。一个普遍的情形是：对于那些没有取得本市户籍的人口，政府一方面要求他们照章纳税，承担各种经济、政治和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却严格限制他们的权利，比如担任公务员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加入某些类别保险的权利、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取得政府帮助的权利，等等。通过这种办法，城市管理当局一方面可以获得大批的资源，如高额的税收，另一方面，却不必为这些资源提供者提供应有的服务。无疑此类做法有其现实性，但顾的只是眼前利益。因为，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化是一种必然现象。一切城市管理政策都要与这个社会大势相符，才能收到标本兼治之功。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