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款济贫，这种现象竟然得到法院的“理解”，得到许多人的同情，令人诧异。

　　不过，笔者认为，作为公正旁观者的公民，我们在谈论一个“复杂的事件”时，有必要以超越法条的理性精神把握问题的实质：为何余斌受贿济贫之举不能被宽容？为何法律规则不能屈从于其他社会规范？

　　首先，对于正义，动机、人性、道德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只有抽象化的规则（法律）才靠得住。抽象规则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任何具体的目的和动机之外，它所指涉的无关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只关注于人的行为本身是否遵循着规则；它因为远离具体的内容和特定的所指，而适用于所有的情境———而动机、人性、道德这些东西就不行了，它们因为强烈地依附目的而非常不可靠，一个人的“目的”是很难判断的。

　　用此一理性度量余斌“赃款济贫”之举就很清楚了：这一事实中，只有“受贿”这种认定是靠得住、确认了、可以定论的，其他都要依赖“目的”这个靠不住的东西。

　　说是济贫，谁敢肯定余受贿就是“为了”济贫？可能济贫只是受贿开始的掩饰，或害怕败露留的一个后路，抑或只是“暂时的转移支付，待日后再从公款里把钱扣回来”———人性是非常复杂的，“动机”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律规则的正义优先于其他规范的正义。所以强调法律规则正义的优先，不是因为它是我们最高的道德目标，而是说，它所包含的是最起码、但也是最基本的、甚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死攸关的规范标准。这个是很好理解的，相比于道德或习俗，法律对人的要求通常是一些最底线的东西，比如不准杀人，不准偷盗等等———如果底线都坍塌了，其他规范能有什么价值？

　　这个角度衡量余斌之举也是明显不过的。法律规定官员不许受贿，这对于社会正常运行是非常底线的要求，如果这个防线被突破了，官德则会彻底坍塌，社会秩序会大乱———不错，济贫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可如今连底线的伦理都不遵守，高尚以何为基？济贫度的是几个人，而如今纵容受贿的话，坏的是社会之根基。

　　当然还有，对一个社会来说，维护法律规则的权威乃是最大的公益，因为法律是最平等的有益于每一个人的———济贫那种所谓的公益能大得过这种公益吗？所以，超越于具体的法条，从一个公民基本的理性看，余斌受贿济贫之举是绝不能被宽容的。

　　□曹林（北京编辑）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