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领域之内，每个人都可以就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过程与人生感受各有不同，对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很难说谁的看法就更接近真理，因此相互之间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诚如德国当代大哲哈贝玛斯曾指出的，在公共领域之内，唯有明达理性的讨论，方有可能形成“主体之间”的“共识”，以期达成对事物的正确理解。

　　时事评论家水皮先生最近撰文《吴敬琏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先生提出了批评。吴敬琏先生是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学者，或者说，吴先生拥有比普通人更大的“话语权”，就此而言，对吴先生的言论保持批判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大概是在1999年，周其仁先生因撰文抨击电信垄断，而受到了某位据说是自居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题目非常的俏皮——《周其仁正中谁的下怀》，这与水皮先生的文章题目可谓各有擅长。之后盛洪先生发表了一个看法，大致指出，在学术讨论中，批评者应该恪守两个原则——“不能怀疑对方的动机、不能怀疑对方的智商”。

　　如果同意盛洪先生看法，那批评应该怎样进行？我认为，有价值的、理性的批评应该是对逻辑的质疑，而不是对论者道德的质疑。比如我说：“我喜欢大象、不喜欢狗。”如果不怀疑我是在奉行“狗歧视主义”的话，可能就很难对此予以批评了。但如果我说：“我喜欢体重更轻的动物，因此我喜欢大象、不喜欢狗。”这一论断就要面对批评了，问题不在于我的“歧视主义”，而在于作出这一论断时的逻辑推论是错误的。

　　这些年，批评经济学家似乎是很时髦的事。如果我们愿意把某一群体称之为“经济学家”，也就是说把他们看成是依据经济学逻辑而发言的人，那么对他们的批评就应该围绕其所依据的经济学逻辑而展开。如在去年的国企改革争论中，很多经济学家就受到了公众的严厉指责，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很多批评没有意义，因为此类批评大抵都不是在质疑论证逻辑，只是流于情感宣泄的道义批评。

　　对经济学家一种常见的批评是说因为“经济学不讲道德”，据此“经济学家”也奉行“不讲道德”的立场。本文无意陷入对“何谓道德”的冗长讨论，只是简单指出，这是一个假命题，是对经济学的误读。经济论说奉行的价值准则是“效率”，“效率”须落实为对个体福利的改进，经济学判断某一经济行为是否“合理”，就是看这一行为能否改进个体福利，这当然是“求善”的表现，如何可以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呢？

　　经济逻辑要研究的问题是：在预设了某些特定的目标时，经济逻辑可以就此类目标可否实现给予解释。实施某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些很富“道义感”的目标，可是经由经济学的逻辑分析或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或许会是实施这类政策事实上并不能实现其前定的目标，据此，从经济学的逻辑出发会反对实施此类政策。在这里，经济逻辑反对的是“手段”、而不是预设的“目的”；但极易引起误解的是，批评者往往会无视其中的逻辑推理，就此批评经济学是在宣扬“不讲道德”的价值观。

　　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比如从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这一角度出发，设置“最低工资标准”能否达致这个目的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种非常有影响的看法是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真正改进低收入者的福利状况，据此反对在现实中实行这一政策。得出这一结论一方面是有理论的逻辑推演，一方面也可以寻求实证的支撑，但是，反对最低工资看起来是很缺乏“道德感”，由此在争论中往往会将对实证的分歧转换为对道德伦理的质疑。

　　当然，毋庸讳言，并不是所有的对现实政策的分歧都可以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作为个体的经济学家，会有自身的价值准则，或许会有“不讲道德”的论述，但这不是作为“经济学家”所特有的价值准则。为此，对经济学家进行批评时须区分两类问题：其一是某些经济学家是以“效率”判断消解其他伦理原则，对此进行批评应该着眼于伦理准则的讨论；其二是某些经济学家作出判断时存在逻辑推论上的矛盾，对此进行批评时应围绕逻辑本身展开。（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