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多时间里，几个严重事件老百姓对教育高收费的批评达到了高潮：

　　其一，“北航广西招生丑闻”。高招期间，广西一位考生家长“李先生”向媒体揭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庞宏冰等人向其索要10万元，以此作为录取该考生的条件，并以“退档”相要胁。

　　其二，今年5月份，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刮起的“审计风暴”中，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初步发现两大问题：一是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二是“大学城”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

　　其三，“景统仕自杀事件”。陕西榆林一位生活贫困的农民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2003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1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自己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居然也没有盖下来。2003年7月14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

　　人们面对着这一系列事件，不禁要追问：中国的的教育收费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中国人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钱？

　　资料显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学费标准，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一般在20%左右。我国目前人均GDP约7517元人民币，6000元的学费(含住宿费)就已占人均GDP的79.82%，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从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状况的历史演变来看，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200元左右；而1995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辛苦13年多挣得的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可以说，高校收费标准已经逼近、在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我国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年初中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共同在暨大举办了一个“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会上专家们指出，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的农民家庭接到通知书后马上想到的是卖田、卖房和卖牛。考虑到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和四千万“三无农民”的“无收入”，那么，这种高收费的可怕后果就更严重了。

　　时下，一些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也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将成为三、四成大学生的必然命运。当社会内的失业大军由相当一部分的“新知识分子”构成、并且无法偿还自己欠家庭的“求学成本”时，就会形成另一种性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个人和社会都应中从中受益。高等教育成本应当分担、个人应当承担一定学费的观念都已被普遍接受。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收费这么高，以致成为“难以承受之重”的原因却仍在被追问和思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多：

　　投入不足成本过高

　　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我国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

　　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的1/3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有关教育专家称：如果“一个百分点”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

　　按现阶段教育成本估测，教育成本包括老师的工资，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气，以及硬件设施的修建投资……然而，中国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无形中加大了教育成本。在中国，即使将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乃至函授生都算上，大学的师生比也不过是1：10，有人戏言我国高校“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而在“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大学的师生比平均是1：16.7。

　　而且，随着大学扩招计划的实施，各高校为适应需求争相征购土地、大兴土木、配套硬件、修建公寓。“我国最近五六年造的学生宿舍是过去五六十年所建宿舍的两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胡瑞文教授说，这些硬件投入也将算为教育成本之中，“羊毛出在羊身上。”

　　地方截流管理不善

　　庞大的教育成本数据的背后，是这些投入能否被有效利用？投入不足和成本过高已经造成教育经费的捉襟见肘，然而这有限的经费常常仍不能如数为学校所用。在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国家的教育拨款常常被视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而被挪作他用。另外由于体制原因，教育部不直接负责学校财政，导致政令不通，管理不严。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学校收取不合理费用，有时甚至是教育主管部门自身巧立名目乱收费。虽然明令整治，然而收效甚微，甚至变本加厉。

　　每一个教育的环节都有可能成为收费的“关卡”：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教育主管部门今天进行了规定，某种费用不许收，明天这些费用就会换一种名称，换一个说法收。例如，学校不许收的费用，可以以家长委员会的名义收取，而家长委员会只不过是学校的喉舌而已，不听话的家长可以被排除在委员会以外。

　　以“教育产业化”之名

　　虽然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否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有些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说：“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某些地方政府没钱或者不愿意出更多的钱，却又急于实现教育的高速发展，于是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将成本转嫁到国民身上。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黄卫华认为：教育资源相对于教育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仅仅是中国教育高收费的浅层次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

　　学者和专家的讨论百家争鸣，各有千秋；然而对于话题中的主体——千百万的学生和家长来说他们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是：开学了！在将要过去的这个暑假，很多大学生有家不回，勤工俭学挣学费；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及其家长，很多正在为学费忙碌和犯愁……我们想问一句：开学的时候，你交得起学费吗？

(责任编辑：铭心)